西方历史中的“伪”，为何「反常识」和「权威性」同在？

同志们好啊，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东论西驳。

本来呢，阿驳还想继续厚颜无耻地过着“拖更”生活，享受吃瓜群众待遇。但最近两位教授关于“西方历史”的争论，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讨论甚至是相互攻讦，结果就成了你是“全真派”，我是“低学历”。这就明显脱离了历史讨论的范畴，这也让阿驳我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无耻的“拖更”生涯，跑到互联网上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西方公布出来的历史和文物中，为什么总有些记载或文物会让人产生“反常识甚至反科学”的疑惑，针对这些质疑，为什么又少有能让人信服的合理解释，而只有“权威性”背书呢？

比如“欧洲哲思先圣”亚里士多德，一个人的著作就高达1000-1400万字，现存的《亚里士多德文集》也高达300万字，而同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众多的中国“百家诸子”们，前后花了五百年，一共才创作了500-800万字的学说著作，现存也不到100万字。

换句话说，就是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创作的学说内容，就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诸子们历经五百多年的创作量还要多2倍，通俗的理解就是他用自己一个人的“几十年”干趴下一群人的“五百年”；而且，亚里士多德的文献在历经了一千多年的超长期“消失”后，依然能够留存下来300多万字，比华夏诸子们留存字数多3倍。这种违反哲思学说创作规律和流传常识的现象，很难不让中国人提出自己的“质疑”。

再比如，老亚（亚里士多德）的亲传弟子小亚——亚历山大大帝，咱们且不说他从哪里能搞到那么多羊皮给他老师写著作，就以西方学界公认的“亚历山大东征”来看，这场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传播者”叙事角度下的“东征”，也存在多处违反现实军事常识的记载——这支以2.5万名马其顿长枪步兵为核心，附带数万仆从军的不足10万人的无后勤远征部队，仅用10年，就打穿欧亚非三大洲，行程2.2万公里，掌控550万平方公里土地，征服3000多万人口……这其间，攻克150-200座城池，顺带手还新建了70座亚历山大城。

以上这些是小亚（亚历山大）一个人，仅凭10万人，短短10年内就取得的“神迹级”战果，让东论西驳不得不怀疑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劳师远征”的军事禁忌是不是不存在？“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行军原则是不是不需要？“断敌粮道”和“坚壁清野”的军事战法是不是不准用？——现实军事规律的制约，“人力有穷时”的困境，是不是对这支2300年前的“马其顿军团”都不管用？

最最神奇的，就是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米拉战役——古希腊学者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亚历山大亲自指挥4.7万人的马其顿军，对战波斯王大流士率领的14.3万精锐波斯大军。两军列阵完毕，亚历山大直扑大流士，波斯王大流士吓得扭头逃跑，波斯军队亦随之溃败。这次波斯灭国之战中，亚历山大军队仅伤亡500人。

大流士麾下有10万步兵、4万骑兵、200辆镰刀战车、15头战象……大流士将波斯精锐置于中军，辅以希腊雇佣兵和印度援军。左翼部署100辆镰刀战车及大量亚洲骑兵，右翼为米底人、萨卡人等善战部落。蛮族大军数量远超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将军队部署为两翼，方阵居中：步兵约4万 ，骑兵约7千……亚历山大直扑大流士，波斯王逃亡引发恐慌，溃败演变为屠杀，逃亡中数千人被杀。据报马其顿军阵亡500人，包括60名伙伴骑兵。——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卷III

不知道诸位什么感觉，东论西驳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神级”人物——项羽！他的破釜沉舟和身先士卒，一举用5万项家军（楚军）击败了王离率领的20万长城军团。不得不承认，亚历山大的这场灭国之战，打出了历史记载的高度重合感。更有趣的是，当时无敌于天下的项羽足足损失了1-2万部队，才取得了胜利。但亚历山大同样是以少打多，4.7万对战14.3万，却只损失了500人就做到了。

关键是，他的对手大流士三世也不是昏庸之辈。要知道这位老兄也是波斯少有的一代雄主，他是在波斯帝国内乱加叛乱、濒临崩溃时继的位，风雨飘摇的程度不亚于晚唐，但他上位后就迅速平定埃及、巴比伦等地的割据势力，重新整合了庞大的帝国，可见这位大流士三世的军事才能和雄主风范也绝非一般。

可就是这么一位波斯雄主，战场上见到亚历山大也吓得扭头就跑，阿驳只能理解为“此乃天命也”。要知道，被人打将上门的灭国战若战败，必是身死国灭的下场，根本没有别的出路，岂可逃乎？！你大流士又不是苻坚跑去打别人，而是被别人打将上门了，怎么还能想到跑呢？——莫非被人夺舍了？

事实上，按照西方历史的记载，大流士对战亚历山大时的阵前逃跑，这已经是第二回了。

第一回是两年前的公元前333年，伊苏斯战役中，大流士率先阵前逃跑导致波斯大败，丢失了小亚细亚等大片国土。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面对同一个敌人（亚历山大）亲自上阵两次，然后又在两军对垒阵前并没有什么伤亡的情况下，又连续两次在阵前开打后就立刻逃跑的，恐怕也就这一位了吧？

东论西驳很想问问大流士：你难道不知道你的逃跑会让你的军队必败吗？就算第一回没经验，可这是你第二回了呀？大流士你咋不长记性呢？再说了，冷兵器时期，你有近15万部队，对方才死伤几百人，你咋就又逃了呢？而且按照西方记载，你的士兵绝大多少是溃逃时被追杀而死的，对战时并没多少损失，这种情况你也跑？你到底是“波斯雄主”，还是“亚历山大东征”游戏里的NPC呢？

说到灭国战，这让东论西驳想起了秦赵长平之战。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人屠”白起，这位一生没有败绩的秦国战神，在面对“纸上谈兵”的赵括带领的40万赵军时，居然要调动秦国60万以上的大军，以多打少死磕40多天，结果还以“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为代价，才最终战胜了一个“纸上谈兵”的将军。再看亚历山大以少打多，却只损失了500人——怪不得白起只是“战神”，而人家亚历山大才是“大帝”呢？

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其实在西方记载中，关于这场高加米拉战役，古希腊原始资料的记载更吓人，最高的记录是“大流士集结了步兵百万……”可能是觉得这个数据实在有些吓人，高加米拉的战场就那么点大，士兵再多也摆不开。后经过现代西方学者们一步步“研判和修正”，才有了大伙现在看到的“4.7万马其顿军团”对战“14.3万波斯大军”，当然，亚历山大部队的伤亡人数，也终于从500人上升到2000-3000人了。

中国学者在史料研判方面，明显不如西方学者那样善于及时“修正共识”。咱们再以亚里士多德这位老亚先生为例，自从被中国学者质疑羊皮纸不够用后，西方学界的新“共识”很快就达成：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当时羊皮纸还没出现，最早的羊皮纸诞生于公元前2世纪的小亚细亚帕加马地区。老亚实际使用的是莎草纸，这种“纸”在古希腊罗马世界广泛流通，其价格虽高于现代纸张，但亚里士多德身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兼吕克昂学园创办人，完全负担得起——看到没，这才是正确“应对”大众质疑最好的态度，也是最好的方法。有质疑就有“修正”，总有一天可以补齐所有漏洞的！

东论西驳“特别”声明：以上分析只是针对现实军事逻辑、军事禁忌、军事战法的“学术探讨”，绝对不是质疑“小亚”的战果，更没有一丢丢胆敢质疑“老亚”的狂妄。在全球大规模打击“西史辩伪”的重拳下，胆小的阿驳现在只是个乖乖的“西史全真派”，言必称希腊！——保证：认真吹捧，绝不质疑！这是第N次修改稿了，审核大大们，看在我这么乖的份上，给过吧。

好了，不开玩笑了。东论西驳之所以开篇就列举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这两位古希腊历史上不可能回避的名人例子，是想说明一个观点：

现在西方学界公认的历史中，依然存在明显有夸张或者错漏的内容，正是由于这些夸张和错漏的存在，才是“西史辩伪”和“西方伪史论”产生的根源。而东论西驳接下来要说的是，现在的西方历史叙事中，最大的“伪”并不是几件文物涉及“造假”或者数据浮夸，而是来自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历史“叙事”体系——这套体系以“偷换概念”和“意义绑定”为手段，以塑造“西方中心论”为目的，整体篡改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知和对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位。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西方没有历史，否则近代历史上，在美洲割印第安人头皮，在非洲抓黑奴，在澳洲灭土著，在亚洲搞鸦片战争等等，又是谁的历史呢？我们既要承认西方有历史，但也要意识到，西方历史中的不少重要节点确实存在被人为系统性“修缮”的痕迹，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支持“西史辩伪”的，属于保守派；而支持“西方伪史论”的，则属于激进派，只是策略各有不同而已。前者应该被尊重，后者可以被理解——他们的目的，都是通过质疑或批判西方历史中的虚假或错漏，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璀璨的荣光！

当然，某些人把人类近代以来的一切文明发展和科技贡献都归功于“大明王朝”或《永乐大典》，则实在是“激进过头”了，必须警惕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而另一些出于特殊目的的“辩伪”反串者，虚构各种“历史”来制造噱头，实际上只为抹黑“辩伪”的合理性，则必须严厉打击。

还有人说，中国历史也有夸张或者错漏的记载，所以中国人没有资格指责西方的“错漏”。这就是毫无逻辑的类比，无理取闹嘛——中国历史中，最大的问题是“细节不全”，而西方历史中，最大的问题是“叙事建构”，两者有着本质不同。

比如——

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把夏商周三代中的夏代统治年限记为约500年左右，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认定夏代时间为471年，两者相差约30多年。但这并非故意为之，而是司马迁受限于当时的史料不足和缺乏考古证据，但这个错漏并没改变夏商周三代传承的顺序和中华文明的延续事实。

再比如——

我们华夏历史上的“贞观大帝”李世民，确实曾干预史书编纂，试图为“玄武门之变”增添几分“被迫无奈”的悲情色彩，淡化其手足相残的政治原罪。只不过，强如李世民这种千古一帝，也只敢把“秦王私下收买太子府属官常何”这种私事隐藏，而没敢掩盖其杀兄灭弟的历史事实，更不敢篡改历史事件的框架。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李世民干预然史书编纂这件事的全貌，就会发现，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敬畏和对历史真相的坚持，注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整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华夏文明三重难得宝贵的历史坚持：

第一重坚持，史官风骨未绝（人证）：唐代褚遂良曾坚持“天子不得观起居注”的传统，即便制度最终被李世民打破，但“君举必书”的信念已刻入史魂，所以现在的我们，才能知道李世民曾经偷看过他自己的起居注；

第二重坚持，物证自有公道（物证）：敦煌考古发现的《常何墓碑》残卷、李建成墓志上的人为刮痕，终将李世民收买禁军、篡改谥号的隐秘暴露于千年之后，我们的考古实证总是在不断完善历史细节，却从未改变过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

第三重坚持，文明底线未破（史观）：即便强如帝王，亦做不到彻底抹去历史的痕迹，也无法隐藏自己的过失，更不会厚着脸皮宣称华夏文明的渊源来自某个更古老的文明！

反观西方——

他们却把本来属于亚洲的两河流域文明（苏美尔/巴比伦）以及属于非洲的埃及文明，堂而皇之抹去地理上的区隔与族群血脉不同的事实，把这些原生文明建构为西方（欧洲）文明的“源头”，让西方文明拥有了更“久远”的出身；进而成功将古希腊、古罗马这些次生文明，包装成与华夏文明这种原生文明平起平坐甚至“更悠久”的存在。这已经不是“化妆”，而是直接“换脸”——拆解真实文明的躯干，再缝合到建构的“西方历史”之上！

所以，东论西驳认为，西方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它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几百年来长期的系统性“叙事建构”，已经塑造出了一个“西方是世界文明中心”的荒诞幻象。这套叙事构建得如此“成功”，甚至让许多人对其深信不疑，以至于丧失了基本的批判能力和思考能力。

这个系列，阿驳就是要来拆解这套“叙事”体系，为大家揭示：西方是如何通过重构关键的历史概念、事件和人物，在全世界民众心中植入一个精心设计后的“新西方”形象，并最终利用这个形象，深刻影响和重塑我们对世界历史及自身文明的认知框架。

当然，东论西驳也欢迎持有其他不同意见者前来辩论——真理越辩越明，真相越究越深嘛。坦率地说，阿驳真心希望有人能用事实驳倒我的观点，因为那样的话，至少当阿驳再读西方近代史的时候，不会再产生生理性反胃了。

我是东论西驳，陪你解读有深度的历史！

本系列共6章：

第一集：古希腊“双亚”的“疑惑”

第二集：从黄唐之争看懂“科普”和“学术”

第三集：从"饿出来的民主"看懂雅典（上）

第四集：从"饿出来的民主"看懂雅典（下）

第五集：如果太卑劣，那就换个好名字

第六集：以法之名，骗子更懂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