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不保存罪证，他们就敢宣传“日军背老奶奶过桥”

相信不少网友可能都看过这张“日军背老奶奶过桥”的照片，日本人在海外办各种“二战历史图片摄影展”时，没少拿这张照片出来洗地，说什么“日中亲善”。

这张照片是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时的一本宣传册上的。

按日军自己的记载，当时这名老太太在海珠桥下奔跑，是为了躲避战火。

这名日本兵看她跑得慢，好心背着她一起逃难。

日本人说自己“好心”，但三岁小孩都想得明白，老太太之所以要逃难，不就是因为你们杀进来了吗？为什么照片上老太太表情慌张，而日本兵一脸得意，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这地洗得毫无水平。

最近有部叫《南京照相馆》的电影上映，讲的是几个中国人拼死保护拍下了日军暴行的照片胶卷。

为什么中国人为了几张照片要这么拼命？上面这个例子就告诉了我们答案：

你不去记录历史，你就决定不了历史会怎么书写你。

1937年，8张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上登出，其中最著名的一张“中国娃娃”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这张照片一经刊发就震惊了世界，《生活》杂志估算当时至少有1亿人看过此图，“停止美日合作”、“支援中国抗战”也因这张照片成了美国的主流民意。不少西方记者开始关注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而当时日军刚炮制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很心虚，他们用尽各种手段，封锁新闻图片流出。

咱们历史课本关于抗战的许多老照片上，都留有“不许可”印章，就是日军审查部门盖下的。

在鬼子极力封锁面前，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照片，保留真相，就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的整个故事就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

故事发生在南京城破之时，中心是南京的一家照相馆——吉祥照相馆。

刘昊然饰演了一个因为封锁没能离城的邮递员苏柳昌，有一个日本军官负责为日军摄影，但他不会洗照片。

为了活命，苏柳昌声称自己会洗照片，躲进了一家照相馆。和他在照相馆先后汇合的还有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

照相馆的金老板夫妇和他们一对儿女，藏在暗室躲避日军屠杀。

翻译王广海，在给日军带路翻译时，从鬼子屠刀下救了苏柳昌。

王广海自己觉得自己不是汉奸，但日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又让他觉得“日军不可战胜”，只能一边催眠自己当汉奸是为了帮中国人，一边尽力照顾自己的相好林毓秀，为了搞到通行证送走自己的相好，他假称相好是苏柳昌老婆，把她也送进了照相馆，

步兵班长宋存义，他在保卫南京的战斗中受了伤，被林毓秀偷偷带进照相馆养伤，但他时时刻刻都在设法找自己失散的弟弟。

这么群五湖四海、立场和身份各异的人，因为帮日军拍照就能活命，暂时聚在了一起，报团取暖，在南京大屠杀中挣扎求生。

这个故事框架就搭得很好，以往的抗战剧里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故事里似乎从抗日英雄到鬼子自己，都默认日本人会在1945年8月15日准时战败。

这就导致很多角色下决心抗日下得毫无波澜，人物心态上也没有因为战争有丝毫转变，缺少人物弧光不说，甚至会写出“八年抗战即将开始”这种离谱台词。

但《南京照相馆》这个主角团里，所有人最开始的目的都只是再卑微不过的乞活罢了，对于抗战能不能胜利，他们谁也不敢打包票。

1938年，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张“日军攻占南京”的现场图，内容是日军战车猛轰南京中华门，城墙的望楼在炮火中轰然倒塌。

鬼子觉得这张照片很能体现皇军的威武，就兴致勃勃地发在了报纸上，完全忘了屏蔽墙上中国军民写下的四个大字：誓复国仇。

那会蒋介石在浴室崩溃大哭、汪精卫准备跑路、钱穆开始为亡国后准备《国史大纲》，除了写下《论持久战》的那个男人，谁敢断言中国必胜？

也正是因为他们并不敢断定中国能打赢，他们的反抗才显得更加悲壮勇敢。

随着大屠杀的展开，鬼子的暴行一点一点突破了大家的底线。

有鬼子为了出片，把中国人拉出来不停地砍头，还一边指点摄影师调整机位，只为抓拍“人头落地”的瞬间。

我们熟知的上了教科书的那张“百人斩杀人比赛”，这两头鬼子不仅让人拍下自己犯战争罪的照片，甚至还在采访里详细供述作案过程。

整个新闻，从采访对象、记者、编辑再到读者，居然没人觉得这有任何问题。

直到指挥官松进石根提醒之后，日军才想起还有“国际观瞻”这回事，但他们不是阻止士兵滥杀，而是成立了一个审查部门，检查所有从南京外流的信息。

因为日军说自己是来中国“调停内战”的，所以不仅是日军屠杀的罪证不能发，连含有“中国人存在抗日情绪”的内容都会被盖上“不许可”。

电影在日军杀戮下还有一条暗线——文化侵略。

电影里有个鬼子在南京城墙上挖走了一块砖，说要进贡给天皇修“八纮一宇塔”，在偷砖时被宋存义反杀了，死在他想盗走的墙砖下。

为什么鬼子要挖我们的石头盖塔？因为他们不仅要杀我们的人，占我们的地，还想抢走“中华正统”的名分。

按日本的说法，“八纮一宇”这词出自神武天皇的诏书，所谓“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

可实际上这诏书是日本人自己编的，神武天皇大概率是个神话过的原始部落酋长，会不会写字都难说，“八纮”这个词更是抄袭自我国的古籍《列子·汤问》，用来代指天下。

二战时期，日本人打算在宫崎县建立八纮一宇塔，作为他们征服世界的功绩证明。顺便继承了中国的土地、财富和所有的一切。

一众日本“国师”制定了对我们的文化灭绝计划。

他们组织大量摄影师加入日军，成立了影像情报机构“大东亚写真社”，对中国文化古迹进行系统性调查。

商务印书馆这类存放了大量古籍原本的地方，可能戳穿日本谎言，被日军炸弹“重点关照”。

而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文物，则被日军取走石料修筑八纮一宇塔。

当时所有日本前线军队都有取石料的任务，整座塔有372块石料来自日本侵占的各地，其中有200多块来自我们中国，有武汉黄鹤楼的，南京明故宫的，山东泰山的，江西庐山的，长城上的等等等等。

日本人把这些石块放在了塔底，再试图用一灵四魂镇压我们。

在种种现实面前，就算是再傻的人也看出来了，日本人是冲着把我们中国彻底亡国灭种来的，投降、带路都活不了，只有抵抗才有一线生机。

在这个大背景下，原本只是想用洗照片苟活的主角们的心态一点点发生了改变。

看着那些照片，他们萌生了冒死将他们传给外界的想法。

在当年的南京，真的有这样的普通人。

2

这个人叫罗瑾，日本人攻占南京时，15岁的罗瑾正在“华东照相馆”当学徒。

有一天，一个日军少尉拿着两卷胶卷，要求罗瑾给他冲洗。

罗瑾发现，其中很多张都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

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照片至关重要，就冒着杀头的风险多冲洗了一套，选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16张做成了相册，暗地保存。

在相册上，罗瑾亲手画了两颗滴着鲜血的心，在旁边画了一把刀，写上了一个大大的”耻”字。

后来因为生活所迫，罗瑾参加了汪伪政府的毗卢寺无线电所训练班，一开始，他把这本小相册藏在宿舍床底下。

1941年，在汪精卫到附近视察前夕，日伪发现有人暗藏了一枚手雷，于是决定对整片区域进行大搜查。

这一查小册子必然暴露，罗瑾思来想去，把册子暂时转移，藏到了茅厕的墙洞里。

可等风声过去回到墙洞时，罗瑾却惊讶地发现，小册子已经不翼而飞了。难道自己的行为被日伪发现了？

罗瑾吓得连夜退出了培训班，在家人的帮助下匆忙逃出南京，在福建省大田县隐姓埋名，一住就是几十年。

幸运的是，拿走相册的人，是罗瑾在训练班的同学吴连凯。

吴连凯一天晚上上厕所时，看到墙洞露出了小册子的一角，好奇之下打开，看到了里面的照片。

吴连凯只是个小人物，没本领在前线痛击日寇，但当他看到里面的照片时，他一样迅速意识到了这本相册至关重要，于是冒死把它转移到了一尊佛像的底座藏好。

从培训班毕业后，他又把相册藏到了家里。

抗战胜利后，吴连凯很高兴，给自己改名为吴旋，和自己过去的名字组合起来就是凯旋的意思。

194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贴出布告，号召市民检举侵华日军的罪行。

担惊受怕了好几年的吴旋，终于敢把这本一直珍藏的相册拿出来了，送到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1947年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谷寿夫一口咬定说这些暴行只是“个别官兵的行为”，死活不承认这是日本从天皇到士兵共谋的有组织的战争罪，极尽推诿抵赖之能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这本记录着天字第一号罪证的相册出现在了现场。

这些照片都是日军自己拍下的，什么“中国人摆拍”这种烂借口，根本不攻自破。

16张照片里最关键的一张，是日军军官拿中国人试刀的这张。

当时日军里爱抓拍“人头落地”的不止一个，每次抓拍这种内容，日军都无比默契地集体参加，其中一张现场照片就被罗瑾留了下来。

照片里，日军士兵有的在扣押战俘，有的在围观“练刀”的人，摄影师则在反复找角度抓拍，他们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像一台灭绝人性的战争机器。

这本相册成了一颗重磅炸弹，彻底击溃了谷寿夫的精神。

当时的审讯经过概述里记录说：

“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多年前日军自己拍下来的罪行照片，经过了两个中国人默契的暗中接力，在多年后，正中谷寿夫的眉心。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在南京雨花台被依法枪决。

电影故事和这个故事差别很大，但精神类似，他们同样讲述了那个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背景下，中国普通人不屈的抗争意志。

3

很多人可能会担忧，这样题材的电影，会不会镜头过于血腥残酷，会不会吓到小孩子呢？尤其是准备带孩子去看的家长，也许会有类似的顾虑。

我全程看下来的感受是，电影已经极力避免了过于血腥残忍的场面，电影中所有你能清楚看到细节的照片，都是教科书上用过的著名照片。

当时我旁边正好有被妈妈带来看的小孩子，看个头应该是小学生，开场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他吃零食的声音，但看到一小半的时候，孩子已经彻底被剧情吸引了，零食也不吃了。

我相信这个孩子看完之后，他绝不会只记得战争和屠杀的残酷，更会记得普通人在绝境中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

我想，如果家长们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正确的做法绝不是把他们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只想着捂住他们的眼睛，仿佛这样就安全了。而是借着孩子因为电影感兴趣的时候，详细、系统地向他介绍当年的故事。

因为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照片，很多都绝不止有残酷和绝望，而是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即使80年后看来，也依然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举个例子，这张入选过不少课本的照片《长城》，可能很多人见过。

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战士们的身躯和古老的长城遗迹融为了一线，对应了国歌里那句不朽的歌词。

再比如这张，八路军战士面对朝阳，持枪挺立，充满了丰富的镜头语言和充沛的感情。

战地新闻史上，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曾拍过一张国际纵队战士倒下瞬间的照片：

我们也有两张类似的，这张照片记录了一名倒在冲锋路上的战士。

在他中枪的同时，他身旁的战友依然在顶着敌人的子弹冲锋，比卡帕的作品多了几分前赴后继的英勇。

再比如这张聂荣臻将军牵着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这个小女孩是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战士击毙的日军的遗孤，八路军发现她的时候，她正扑在妈妈的尸体上哭泣。

聂荣臻认为，无论父母怎样，孩子终究是无辜的，就收留了这个孩子，抚养了一段时间后将其送回日本。40年后，美穗子来中国时再见到聂荣臻，泪流满面地哭着对他深深鞠躬。

和那些连孩子也不放过的日本鬼子比起来，我们的战士至仁至义，要高尚得多，文明得多。

这些照片，全部来自一个重量级的摄影艺术家——沙飞。

沙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在上海求学时接触到了摄影和文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了一个文艺青年。

1937年，沙飞正式参加八路军，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

大家看过的鲁迅先生的遗容，还有鲁迅大笑的那张照片，就是沙飞拍的。

白求恩大夫这张救治伤员的照片也出自沙飞镜头下，因此当白求恩去世时，他在遗嘱专门交代要把自己珍藏的相机送给沙飞。

在他的照片下，你会看到和国统区沦陷区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有渡河奇袭日军的作战现场：

有边区日常生活的，办刺杀运动大会的：

有炮兵演习的：

有骑兵训练的：

有为了消耗敌军弹药扎草人的：

有妇女给战士们打军鞋的：

还有八路军给百姓修复被鬼子毁坏的房屋的，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大量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的照片。

长期记录恶魔的行径，给沙飞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1943年，日军突袭了沙飞《晋察冀画报》的驻地柏崖村，沙飞和开国少将余光文成功突围，但余光文的妻子张立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被日军俘虏了。

张立坚决不说八路军的去向，日军就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另一个老乡的孩子，一起丢到了开水锅里煮死，再用刺刀杀死了张立和一百多战士群众。

等到余光文回来的时候，现场的惨状令所有人都泣不成声，大伙儿一边哭一边收敛了遇难者的遗体，受伤的沙飞险些被截肢，好不容易才保住了双腿。

柏崖惨案之后，沙飞的精神状态就很不稳定，他时常自言自语，比划来比划去，有时候大喊，有时候轻声细语不知道说些什么。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的主治医生是日本医生津泽胜。

津泽胜大夫是日籍八路军，他不仅没有残害中国人，还救治了很多八路军的战士，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主任。

现在我们回看就知道，沙飞其实已经患上了PTSD，但当时大家对这种病没有认识，只是奇怪沙飞在疯狂抵触所有说日语的人。

他给聂荣臻写信，说医生给他做X光是要损害他的生理机能。他好几次对家人说，“日本人害死了鲁迅先生，现在又来害我！”

战友杨瑞生回忆说，有次他们去看望沙飞，沙飞就拿出一本画报，说你看这些人都没有脑袋，画画的人有问题，是特务。

但其他人一看，明明是一个画家画的解放军攻城的画，都有头的。

1949年12月15日，津泽胜给沙飞交待完出院事项后转身离开，可沙飞突然对他开枪，把他击倒在地后又走上去补了一枪。

沙飞很快被军法处逮捕关押，警卫排值班日记上记载说：“（沙飞）自入禁闭室以来，每天晚上和白天自己来冷笑”。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极为恶劣。

对士兵在战争中因为受刺激产生的创伤综合症问题，一直到越战之后才在世界上逐渐引起重视，那时候地方上也没有精神病院。

所以当时对沙飞最后的判决只能是死刑，并开除党籍。

沙飞和聂荣臻做了十多年的战友，可以想象的是，聂荣臻在判决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内心肯定是极其痛苦的。但没办法，军令如山，这个命令必须下。

最后的日子里，聂荣臻特别嘱咐有关的人，说“他是南方人，爱吃鱼，想法子给他搞点鱼吃吧。”

1950年，沙飞在石家庄被执行死刑，年仅38岁，他死的时候，陪他一起下葬的是他一直保存着的鲁迅底片。

一直到36年后，在沙飞家属的努力下，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审此案，确定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作案的，不应当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的判决，沙飞得以恢复军籍、党籍。

沙飞和津泽胜医生，都是当年日本鬼子暴行的牺牲品。

可在战后，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很多不仅没有接受惩罚，他们的后人还不断颠倒黑白，篡改这场战争的记忆。

这场围绕照片影像资料进行的战争，时至今日，依然没有结束。

4

电影里有一幕，是日军士兵用刺刀把老百姓赶上大街，配合他们拍“欢迎日军入城仪式”的照片。

他们甚至当着大家面砸死一个中国婴儿，还逼着入镜的人笑。

这不止是反映日军的凶残，也是在介绍他们几十年后为自己洗地埋下的伏笔。

2007年，日本右翼政客拍了一部《南京真相》的纪录片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肆宣传，邀请美联社去现场为他们做采访报道。

此时美日已经是父子关系了，所以美联社专门展示了当年日本人拍下的这类“中日亲善”照片，里面南京市民和日本兵无比亲热。

战后，美国下令拆毁崇拜军国主义的建筑，日本人给当初的八纮一宇塔改了个名，叫和平之塔，还把上面“八纮一宇”字样去掉，说自己要用它提醒当年的罪恶，当一个自我反省的场所。

考虑到美国需要这条秋田犬替自己咬人，美国接受了日本这个扯淡的借口。

1957年，日本人开始了第一次试探。他们专门在塔旁边建了个碑，说这座塔掠夺来的石料是“由全世界友好国家赠送的友谊石”。

1965年，日本人以“恢复历史原貌”为名，又把“八纮一宇”字样重新刻回了塔上。之前拆掉的4个镇魂雕像，也不知不觉地悄悄装了回去。

再然后，就是各路右翼政客到这里参观，运营方在这里公然办展览，还在官网宣传游客来这里参观时兴奋激动的感言：

现在，日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其中绝大多数都只提自己被炸了以后多么凄惨多么可怜，却只字不提为什么要往日本丢原子弹。

这类团体不仅大量在西方国家展开活动，还拿了诺贝尔奖等一大堆荣誉。

这些宛如给日本人发高温补贴一样幽默的玩意儿，根源在哪里呢？

根源在于日本战后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美国的保护下没有被彻底清算，反而重新掌握政权。

他们从教科书开始就大量篡改历史，指鹿为马，导致现在日本从官方到学者到民间，普遍只对自己遭受的核爆大书特书，对南京大屠杀极尽遮掩否认之能事。

上野千鹤子就在自己的《民族主义与性别》一书里公然指责张纯如，说张纯如坚持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有30万是有原因的，是因为这个数字比广岛核爆20万死难者要多，是为了把广岛核爆的20万死难者从受害者的金字塔上推下去。

日本各式团体在西方不断活动，助推原子弹受害者的相关话题。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的普通人都被那种时刻毁灭的恐惧包围，当尝过了核平的日本人从这个切入点讲故事的时候，不少普通人和他们共情了。

研究相关课题可以得到资金，那研究的人就越来越多，研究的人越来越多，那相关话题的比重就越来越高，就越容易得到舆论同情，进而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近些年年年都有广岛原爆纪念日，日本人经常邀请美国高层政客过去给他们站台。

发展到现在，西方学术圈已经抽象到了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相关研究逐渐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黑人、女权、LGBT那样的身份政治玩意儿。

一提二战中的日本，就必会先提到日本人挨了原子弹的炸，其他的反而少提或者不提了。一股子受害者有且只能有日本人，别人说两句都要冲上来捂嘴的架势。

你去美国高校里问他们的学生，许多人都知道原子弹产生了一批受害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南京大屠杀。

日本在世界舆论场上的形象越来越像是一个“二战受害者”，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越来越蠢蠢欲动。

种种迹象都在告诉我们，尤其是告诉我们年轻人，这场关于真相的战争，还远未结束。

当年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有许多收到大屠杀照片的西方记者称，自己刊发的照片是一些中国市民传递出来，通过香港、马尼拉等地再辗转来到自己手上的。

是什么人？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了这些照片？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一一考证他们的名字了。

但我们会记得，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他们绝大多数和你我一样，普普通通，唯一的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他们不知道我们最终能不能获胜，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一张照片就招来杀身之祸，但在国仇家恨面前，他们都选择了冒死把真相传递下去，拼尽全力，和日本法西斯分子战斗到底。

现在，彻底清除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这个任务，很有可能又要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了，我相信每一个青年，都能明白前辈们传给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个使命。

电影《战争子午线》里有个画面，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八路军一支部队原本接到了一个伏击命令，拦截日本人研制的毒气弹。

但随着排长去世后，这道命令传不到目标部队了，而富大龙饰演的八路军小战士虽然只有十几岁，虽然他们自己都陷入绝境了，没有食物，没有后援，没有人监督，但他依然坚定地接过了这张纸继续执行。

富大龙：“这是命令”。

护士：“可这不是给你们的命令。”

“可它现在传到我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