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忆往(郭小聪)

北大忆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总有个开端，我们七七级正好站在这个时代转折点上，从我们这届开始，大学生又要从考场走进校门，而不仅仅是选派、推荐。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成为结束“文革”、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之一，也给十年动乱中许多求学无门的青年一个宝贵的机会。

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与今天的大学生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应该是阅历上和年岁上的差别。现在的大学生不管来自天南地北，基本上都是应届毕业生，同龄人，而我们大多当过插队知青、兵团战士、工人，有的已经在农村干了10多年，有的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同学间的年龄能够相差十几岁。也就是说，当1966年“文革”开始时，有的已经是高三学生，准备考大学了，而有的却还在上幼儿园，可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同学们”。

但我却不愿轻易说这是命运的捉弄，当说到“命运”、“幸运”、“庆幸”、“机遇”这样一些词时，我们这一代有着独特的敏感、理解和慎重。我们知道高考龙门的存在不像今天的年轻人以为的那样天经地义，知道时代变动的漩涡可以把最骄傲的小鲤鱼卷得无影无踪。对于一个“运气好”的人来说，正常、平和、有序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或者说是幸福的资源；个人无论多么才华横溢，仍需要历史提供契机。不过，尽管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富于转折意味的历史年代，但当我们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时，首先涌上心头的却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尽管这些往事微不足道，但那后面的时代氛围和历史背景是多么深沉、深厚，也许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深切感到。

北大舞会

1978年还不像1979年那么有声有色，但生活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就像春潮从破碎的冰层下奔流一样。1978年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北大“文革”后的第一次学生舞会，那是我们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开的头，当时我是团支书。

1978年10月份，七七级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社会上开始有了舞会，但北大的夜晚仍然静悄悄的，其他大学似乎也差不多。这是因为我们这代大学生虽然历经曲折，思想活跃，但行为方式上仍比较传统，年龄偏大，毕竟是在一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拘谨惯了，从没见识过跳舞这种异性交往形式。当时我们团支部抱着思想解放的热情，决定要搞一次活动学跳舞。这个想法很快得到校团委的支持，由他们去校外联系老师，地点定在未名湖东岸的第一体育馆。

舞会的前几天，我们团干部就一一叮嘱同学们，怕大家怯场。11月10日当天晚饭后，我们又提前到图书馆各个阅览室、自习室去找了一遍。我还记得一个湖南籍同学被我拎出来后笑呵呵的满脸歉意的样子。就这样，连哄带拽，总算准时把同学们带进了舞场。

那天教的是集体舞，女生站里圈，男生站外圈，反向转圈子，跳一会儿换一个舞伴。刚开始，男女生要牵起手来，向前高抬，摆好姿势，但这就很不习惯。男生不好意思去牵女生的手，迟迟疑疑，别别扭扭，女生也不好意思主动，羞羞答答。因此，老师和我们几个团干部转圈检查，必要时硬把两个人的手拉到一起。大家手是牵上了，但拘谨得像木头。教舞蹈动作时，大家的姿势更是僵硬，特别是男生，手伸不直，舞步东倒西歪，转圈不利落，方向不对，越是担心别人笑话，舞姿就越变形。我们这些同学做工务农，饱经风霜，平时坐而论道，侃侃而谈，现在男女生以这种姿势相处，真不习惯，互相都不太好意思对视。

不管怎样，到了舞会的后半段，情况就好些了。舞曲挺好听，男女生手拉着手转来转去，有了点眩晕感，轻飘飘的，再加上发现并没有人注意自己，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于是动作就比较舒展了，开始认真琢磨起自己的舞姿来了。等到舞会散了时，大家的情绪实际上都挺兴奋的。未名湖水荡荡漾漾地倒映着岸边的灯火，轻歌曼舞的感觉前所未有，挺美的，但似乎又不好表达出来。

第二个星期五，11月17日，我们又趁热打铁，再进一步，先让大家跳集体舞，然后突然喊“停”，以现有的队形结为舞伴，改学双人舞。这以后，我就不记得还组织过第三次舞会了，因为舞会迅速在各个系风行开来，外国留学生、社会上的人也纷纷加入进来，到年底时，舞会已成为各种新年晚会后的必备节目了。少数腿脚灵活的同学成了舞场的风云人物，越跳胆越壮，带女生像旋风。而我们大多数男同学刚有点兴趣，还不太会跳，就又缩了回去，因为在带女生转圈子这点上特别没把握，不敢邀女生。

今天，全民皆舞，皆大欢喜，即使跳到大街上也没人管。可是当年，我在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听黄蓓佳讲，大学校长周林要找孙霄兵和我等几人座谈关于舞会的事。周林有些恼火的是，团委组织舞会未报告党委，结果，这事不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港刊外电还有所报道。在中央开会，一位部领导问他这事，他才知道。不过，他主张采取团中央的态度，对交际舞不支持，不提倡，也不反对。”可见，当年在北大，跳舞也无小事。

一次文学活动

1979年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北大文学社的几个成员，参加“朦胧诗派”的一次文学活动。令我至今萦绕于怀的与其说是当时具体讨论了什么，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活跃气氛和形形色色的人，共同构成了历史的一个侧影。

“朦胧诗派”，当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今天”派，因为北岛、芒克和杨炼他们办了一份叫做《今天》的油印文学刊物，他们发表的作品因具有“现代派”风味而引人注目。

那是国庆节第二天的傍晚。我，高小刚和王小平赶去参加《今天》编辑部原定的诗歌讨论会。我们在杨炼的带领下，走进东四十条的一个很大的院子。我和杨炼当知青时有过一面之交，他也喜欢写诗，诗的节奏感很好，但那时还没写现代诗。我们从一座楼的拐角过去，走过一截很狭小的甬道，又拐过一个院子。原来这个院子是座套院，布局非常凌乱，在夜暮时分悄然穿过这样曲折而陌生的院落，给人一种地下工作者的神秘感觉。最后，我们来到一个青砖铺地的比较宽大的四合院。正房旁的一间大屋就是开会地点了。据杨炼说，这是北岛家。进去后，我们被介绍给《今天》负责人北岛。他挺客气，但也比较冷淡地和我们握握手，算是招呼过了。这时屋里烟雾腾腾，已坐了二十来人。他们毫无反应地冷漠地看了我们几眼，并没有谁张罗给我们腾块地方。还好，不知从哪里推出几个小板凳，我们勉强坐下。

会议还没有开始，气氛有些凝重。来这里的人中有几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大部分则是男青年。有的其貌不扬，穿一件破烂的工作服。有的比较矜持，默默抽着烟，其中还有两个带着广播学院校徽的学生。有一位自称是画家的矮个子四川人，边扭着迪斯科舞步，边过来跟我们搭话，说他的画卖给外国人好几十万，他满嘴酒气，说的话不知是真是假。杨炼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叮嘱我们不用理他。坐在我旁边的还有一个高个子、喉节很大的青年人，他很热情地告诉我们，他是北大国政系七八级的，不写东西，主要是做联络工作。这使我想到大饭厅里到处都是的许多期《今天》，也许就是经他手张贴的。

会议开始了，但议题临时改变了，参加会议的也不仅是诗歌爱好者，原来是由于国庆前北海公园展出的“星星画展”出了问题，大家就此展开讨论。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脸颊削瘦，目光炯炯，头发向一边隆起，显出很有组织能力的样子。他说话一二三四，很有逻辑性和感染力，把大家卷进了讨论。其中一个穿一身“国防绿”，脸色苍白，拄着双拐，人称“小马”的年轻画家，他看起来目光有些呆滞，讲起话来频繁地打着手势，有些神经质，但所讲的话却表现出他敏锐的思考力。

北岛有一张清瘦的脸，大大的眼睛，眼神有些冷漠，忧郁，不大爱说话，总是不停地抽着烟，他的寡言少语和削瘦的形象挺符合我们心目中的诗人形象。北岛在发言中给人的感觉是稳重的，谨慎的，这就和芒克他们不太一样。芒克看起来更像个青春诗人，长长的头发，留着大鬓角，一说到激动处，屁股就离开了沙发，一只手探求似的在空中挥舞，声音很大，而他说的意见北岛似乎也不喜欢听。那天晚上的讨论究竟有个什么结果，我也记不清；可是那热气腾腾的场面，那个思想渐趋活跃的时代氛围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后来我又见过北岛几次。他总是那么沉静，不爱滔滔大论，也很少写自我表白性的文章，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于他的诗歌。这几年我听说北岛他们正在国外争诺贝尔奖。而如今，提起北岛和那个文学时期，国内的年轻一代却已经陌生了。但我想，他的一些美丽的诗篇是不会被遗忘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个沉静的思想者，一个真正拥有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家，是不可能甘心于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的，这应是诗人的骨气，也是诗的风骨。

留学生楼陪住

1980年，“对外开放”的口号越来越变成生活中的具体变化。刚入校时，在中文系上课的留学生主要是越南人、老挝人，白人模样的则是阿尔巴尼亚人。不久，他们走了，接踵而来的是西欧人、美国人、日本人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裔和华侨的后代。他们不少人要求和中国学生同住。于是，从1979年开始，先是我们几个同学到留学生楼去陪住，到1980年，陪住的差不多已经有半个班。陪住的主要条件是普通话要说得好，当然，留学生更希望和北京同学一起住，主要是因为北京人周末晚上回家，可以让他们自由一些。

“文革”中严禁中国人接触外国人，所以中国人对外国人就更加好奇和孤陋寡闻。有时外国人在街头上会遇到毫不掩饰的注目，甚至是恼人的围观，其实这里没有一点敌意，我们的民族性格之一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既然“文革”中好客这一条不能满足，就只能好奇了。当时留学生还不是住勺园，而是住25、26号楼，紧靠着学校南门路边，他们的怪模怪样自然也就成了北大一景。有一个穿着中国长袍马褂的英国白胖子，总是喜欢在楼前晒太阳，招引得路人侧目。一个20多岁的丹麦人，由于天生一头银发，常被人误认为老大爷。我以前不知为什么也认定外国人听不懂我们中国话，就好像我们说的是一种密码似的；但是当一个在香港住过的美国留学生和我们班广东同学用流利的粤语交谈时，我们却一句也听不懂，那种场面真是令人奇怪而有趣。事实上，外国人学中国话很快，特别是口语，这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学语言有天赋，就是我们中国人学外语的路子不对，总是按部就班，死记硬背。有位女留学生说她快烦死了，因为一回宿舍，就听她的中国同屋躺在床上一遍遍地背英语单词。

但是，在留学生楼陪住的时间长了，我的感觉是，国籍、人种之间的差异和好奇就淡漠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看两个人的性格合不合得来，能不能忍让，这和在中国学生宿舍的感觉差不多。我曾陪过加拿大、美国和挪威的留学生，基本上相处得不错。我记得第一个晚上，加拿大人告诉我说他们以前觉得中国像月亮那么遥远。的确，我们彼此的生活世界显得那么陌生，比如他说他爸爸是搞股票的，无论他怎么解释，我还是弄不懂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职业。我的美国同屋则是华裔，他的姥姥就是后来很出名的董竹君，我曾到她家玩过几次，我对她的印象是特别爱国，也很有威严。她的外孙子才18岁，回国来补中文，有些少爷气，特别是一生病就支使我干这干那，不过他总喜欢说“对不起”，以后这也成了我的一句口头禅，这是应该感谢他的。我还认识一位奥地利留学生，长发披肩，胡须满脸，像个嬉皮士，其实性格很柔和。我们每星期和留学生出去一次看戏或看电影，记得有一次他看完电影跟我聊天，说他讨厌资本主义，恨资本家剥削，这话在当时也令我惊讶。有时生活中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比如加拿大同屋晚上跟女朋友亲热，弄得我下课回来进不去屋，我有意见；而他说我在房间里吸烟，他也有意见；只好互相注意。

现在想来，当时北大也真敢担责任，刚刚打开国门，就把中国学生送进留学生楼，这对相对来说孤陋寡闻，而且非常贫穷的中国学生来说，心里震撼是很大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从一位美国博士那里看到《花花公子》时的震惊，尽管我屏住气息，不愿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但那的确是一本文化观念非常不同的杂志。我在留学生楼借到过日本出版的原版《金瓶梅》。我还从一位芬兰留学生那里第一次看到李敖写的书，是他从台湾买回来的，不仅内容新奇，书里的发票也新奇，两边竖排写着“反共防谍，人人有责”，这种草木皆兵，一下就使台湾的存在具体生动起来了。但是我们最深刻的体验还是贫穷。那是个连国外的一次性圆珠笔、丝袜子都让人新奇的时代。当时我们连盒式录音机都没见过，所以在我们眼里，留学生的四个喇叭录音机足有旅行箱那么大。我的那个美国同屋，他妈妈给他搬来的易拉罐果汁饮料，一罐一元钱，每天喝一罐就超过我一个月的饭费，真贵。

有时候，留学生请我们出去吃饭，可是我们回请不起。长此以往，有悖于我们民族“礼尚往来”的传统。情况反映上去，北大留办批准我们北京同学在家里回请，因为留学生最希望到中国人家里做客。但是，当时外国人到中国人家里来仍是犯忌讳的。所以留学生办公室事先给当地派出所、居委会开了介绍信，说明这是在给外国人做友好工作，每次还给我们补助五元钱。当然，这点钱是不够的，中国人尽管穷，但主人之好客，饭菜之丰盛，不仅让外国人吃惊，连自己也吃惊。有一次我陪意大利留学生到别的同学家去，他家做的饭菜可以吃两顿。而作为文化对照，留学生送的礼物则是千里送鸿毛礼轻情义重了。有一次有位美国同学来做客，带来的是一盒美国核桃仁罐头，有火柴盒那么大。还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很小的梳着黄辫子的布娃娃，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当然，这里体现的只是文化习俗的不同和大千世界的有趣。

不知现在的北大还有没有陪住制度，但我觉得，在留学生楼的经历不仅打开了眼界，也更加体会到了国家仍是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的中华民族利益的最佳载体，我们应当朝气蓬勃，负起自己的责任，但不应虚妄论世。

古老与年轻

1981年3月20日晚北大发生的一件事在两方面上具有象征性。

那天卫星直播中韩男排比赛。前两局中国输了，后两局一分一分捞回来，最后一局激动人心，比分十分接近，到最后就剩几个球时，两个半小时到了，卫星停止了转播。大家正憋得慌，忽然从收音机里得知，中国队赢了，各个宿舍楼欢声雷动，大家纷纷来到楼下，激昂的情绪不知如何发泄。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流动的队伍，队伍中有人点着了扫帚当火炬。大家唱着国歌，喊着“中国万岁”等口号，先是在宿舍楼群中转，然后往校外走。我记得北大团委书记王丽梅，一位非常厚道的女同志，她惊愕地站在路边，看着自发的游行队伍走过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场球赛为什么会引发一次空前未有的游行呢？我想是因为这里的象征寓意太明显了。一输二赢，先输后赢，这个局面不正和我们国家想摆脱贫穷落后迅速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要求非常相似吗？这不也正是和作为改革开放强大动力的社会普遍心理相吻合吗？于是，一场普通的体育比赛，很快就上升为民族情绪的宣泄和表达。

当时游行队伍从北大东南门出去，最后又从南门折回学校，参加人数并不很多，时间也不长。但重要的是，这次游行喊出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的积极意义很快被中央认可，这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据我们班同学刘志达回忆说，这个口号是他先喊出来的。但不管怎样，这个口号的重要象征意义就在于正好起到划分前后两个时期的作用。第一个时期是拨乱反正，批判“文革”，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伤痕文学”。而现在急需大家向前看，团结一心干“四化”，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浅显有力，正好应合了时代要求和社会心理，又是从北大学生那里喊出来的，本身就具有号召力，因而在很长时期内成了最耳熟能详的时代口号。

北大是年轻的，但是北大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热情集中爆发的策源地，我想强调的是，北大也是一座形成自己传统的古老学府，这才是她最迷人的；而北大学生潜移默化受益最多的，也应该是北大宽容自由，兼收并蓄的学风和校风。

百年校庆时，一家电视台曾采访我们，我说北大最独特之处是允许旷课，敢于让学生自由发展。教育应补法律之失，我始终认为，法律宜严，教育宜宽，能够自由宽容，才是大学精神。那种让学生在知识海洋中自由荡漾的感觉，不会带坏学生，只会更加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那么会不会出现落伍者呢？当然会，在北大，每年三角地告示栏都会贴出学生退学的通告。我记得有位小同学当年曾是全国数学竞赛尖子，后来就因为迷上了当篮球裁判，学习太差而被退学。但是什么样的校风都会有代价的。你到北大图书馆的各个阅览室、自习室去看看，体验一下成百上千人坐在一起学习的寂静而神圣的感觉，看到不同专业的同学像蚕一样啃着自己的一片桑叶，你就会明白“沉舟侧畔千帆过”的道理了。

我听说有些雄心勃勃的大学一直在制定计划赶超北大，人盯人式地培养自己的博士、教授，鼓励他们多写论文，多参加会议，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最后像拳击选手一样在各个级别上扳倒北大。我怀疑这样做是真正奏效的。这样做可以出统计数字，总结报告，但难以出大师；可以有成批的博士头衔，但不一定就有“博士境界”。做学问时那种东张西望、生怕别人追上来的心态，既影响精力，更影响境界的形成；而大师必定是自成境界的，至少对文科来说是这样。比如，当我坐在林庚先生古旧的书房里听他高妙的言谈时，我强烈感受到的不是现实的挤压拼搏感，而是一种渺远精神的提升，正是他们终年迷离恍惚在自己的天地里，才真正有资格成为学术界的精神泰斗，决定和维系了学校的学风和校风。这样的学者，是用不着每年登记上报发表论文成果的，他因为自己有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而充实，也慷慨地让学生大受其益。事实上，我们当年的才华久被压抑的中青年教师们，也都有这样一种为人为学的真诚和诲人不倦的热情，他们现在都已是著名教授、博导了，但让我倍感亲切的，始终是他们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所以，我不担心北大会像两军对垒那样被别人击败，因为这毕竟不是拳击比赛，捉对厮杀，至高的境界应该是运思于无形之中的。但我有时也在想，在今天的各个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能够自成境界的老先生呢？无论在什么样的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大学都应该是为人类保留理想、幻想、想像能力和思辨精神的一座殿堂，而不仅仅是拜师学艺的场所。

北大有一些美丽的仪式般的景色，都和湖光塔影有关。无论校园里新增了多少时髦的建筑，一提起北大，脑海里浮现的仍是湖光塔影，它们默默经历了多少变迁，有时候，你会感到，一所伟大的学校，与时间无关，日益增长的新闻媒介的能量，善意的捧场，并不能使一所真正著名的大学受损。岁月精华要远比现世生活的热气腾腾更广大，更深厚。正在校园里行走的人，他们能量的种种迸发，显学与冷门学问的交替，甚至推倒学校南墙盖市场等等巨大变化，就像遥远的尘土旋风一样一卷而过，而草木常青，传统永续。未名湖沿岸的郁郁葱葱的松柏，非常神奇地把各个时代的喧嚣隔绝在外，护卫着一片寂静，一所古老学府特有的寂静。我记得有一年月圆之夜我们曾在未名湖石舫上开晚会，很热闹，而现在校园里一片宁静，岁月无痕，只有我们毕业时捐献的一座蔡元培雕像，沐浴着此刻的阳光，作为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