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女汉奸金翠娥投靠日军，坏事做尽，丈夫是东亚商会会长

1938年的天津卫，曾有个叫金翠娥的女人，总穿着一身合体的旗袍，踩着锃亮的皮鞋，身后跟着两个挎枪的日本兵。

街坊们见了她，要么低头快步走开，要么往地上啐口唾沫——这个曾经的绸缎庄老板娘，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

金翠娥的丈夫王敬之，是当时天津“东亚商会”的会长。这所谓的商会，名义上是中日商人合作，实则是日军掠夺华北物资的工具。

王敬之早年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日军占领天津后，他主动找上门，靠着“协助维持地方经济”的名义，当上了这个傀儡会长。

起初，金翠娥只是跟着丈夫出席一些日方举办的宴会。她见过日军在街头殴打小贩，也听过邻居哭诉儿子被抓去做劳工，但那时的她总觉得“只要自家安稳就行”。

直到1938年春天，日军为了控制天津的棉布市场，要强行“收购”全城的绸缎庄，王敬之负责牵头这件事，金翠娥的态度彻底变了。

那天，几个绸缎庄老板找到王家求情，说要是被日军低价收走存货，全家老小都得喝西北风。

金翠娥隔着屏风听见了，却冷笑着对丈夫说：“这些人就是不识时务，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跟他们硬顶有什么好？咱们帮日本人办好这事，以后好处多的是。”

没过几天，金翠娥竟主动跟着日军去“劝说”那些不肯配合的商户。

有个姓周的老板不肯开门，她站在门口叉着腰骂：“周老三，别给脸不要脸！你家儿子在北平读书吧？要是不听话，我让日本人捎句话，他这辈子都别想回家！”

那老板看着她狰狞的样子，气得浑身发抖，最终还是打开了门。

这事之后，日军觉得金翠娥“办事得力”，让她负责管理一批被强征来的妇女，给日军缝制军服。这些妇女大多是逃难来的，吃不饱穿不暖，稍有怠慢就会被打骂。

金翠娥却对日军说：“这些人就是贱骨头，不给点颜色看看不会听话。”她每天拿着鞭子巡视，谁做得慢了就抽一鞭子，还克扣大家的口粮，把省下的米面偷偷拿回家。

有一次，一个年轻妇女因为孩子饿得直哭，想偷偷藏块干粮，被金翠娥发现了。她不仅抢走了干粮，还把妇女的孩子抱走，说要“交给日本人管教”。

那妇女跪在地上磕头求饶，额头都磕出了血，金翠娥却笑着说：“早听话不就没事了？”最后还是其他妇女凑了几块钱塞给她，才把孩子赎回来。

街坊们背后都叫她母老虎，说她比日本人还狠。有人劝她：“金翠娥，你也是中国人，积点德吧。”

她却嗤之以鼻：“中国人？中国人能给我带来什么？看看我身上的料子，头上的金饰，哪样不是托日本人的福？”

她的丈夫王敬之，虽然名义上是会长，但很多脏活累活都让金翠娥去干。他对外装出一副身不由己的样子，暗地里却靠着倒卖军用物资发了大财。

夫妻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成了日军在天津的得力助手。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对华北的物资掠夺变本加厉。金翠娥又帮着日军在郊区强征土地，建立军粮基地。

有个老农不肯让出祖辈传下来的菜地，她就让日军把老农的房子烧了，还放话说：“谁敢挡皇军的路，就是这个下场。”

那时的金翠娥，早已被权力和利益冲昏了头脑。她穿着日本和服去参加“中日亲善”大会，对着日本军官鞠躬哈腰，说自己“深明大义，愿为大东亚共荣出力”。

她忘了自己小时候听爷爷讲的甲午战争，忘了父亲教她写的“精忠报国”四个字，眼里只剩下眼前的荣华富贵。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天津，金翠娥正在家里清点财物，准备跟着日军逃往东北。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她手里的金镯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脸色惨白。王敬之当天就被愤怒的民众抓住，游街示众时，有人朝他扔石头，骂他卖国贼。

金翠娥想化妆逃跑，却被曾经被她欺负过的妇女认了出来。大家把她围在巷子里，你一拳我一脚，有人扯烂了她的旗袍，有人啐她口水。

那个被她抢过干粮的年轻妇女，指着她骂：“你也有今天！你还记得我儿子饿得直哭吗？”

最终，金翠娥和王敬之被国民政府逮捕。在审判庭上，她哭着说自己是“被丈夫逼的”，但当那些被她迫害过的人一个个站出来作证时，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1946年，两人因汉奸罪被判处死刑，执行那天，天津街头挤满了人，大家看着囚车经过，没有同情，只有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