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介石为何要对日军发动冬季大反攻？蒋的自信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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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观点看来，占领武汉意味着中国事变的军事行动已接近尾声。即使是日本在中国派遣军中最激进的军官，自始也从未设想过需要到中国西南山区作战。

因此日本认为中国问题已经解决，此后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建立东亚协同一体，日本、“伪满”、中国三国互相提携，树立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助连环关系，共同防共，大力扶植地方政权等等。

蒋介石这种把战场逆境和人间灾难，解释为乐观前景的作风，就难怪他在淞沪战争惨败后的1938年一整年之中，对于日本经由各种渠道传递过来的和平试探，一律采取相应不理态度。到了8月份，他又下令严禁一切公私人员与日本人接触，违法者即视为私通敌军，以汉奸罪论处。10月份广州沦陷后，日军显然希望传达它以武力使中国屈服的决心，因此昭示广东人民，只要后者不进行抵抗就可以免遭伤害，希望藉此可以换得广东人民的驯服与合作。

日本最后还向英国施加压力，不可对中国施出援手。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向蒋介石提出警告，继续抵抗只是死路一条。岂知蒋介石却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宣称，日本既然在广州登陆，就更无法结束中国战事，因为中国军队既然在粤汉铁路之东都能够坚持15个月战斗，则此后在铁路之西的战斗将会更容易而持久。

到了1938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应坚决不理。”当蒋介石刚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不久，看到许多政府官员表现悲观，包括汪精卫在内，很想阻止这种情绪漫延。至于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种果断立场的理由，则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战则死中求生，不战则束手待亡。中途妥协无异自取灭亡。塘沽协定以后为生存条件最低之限度，尚不容保留，则存不如亡，不如同归于尽。只要我能抗战，我不妥协，不订任何条约，则最后胜利自属于我。”

12月初，蒋介石在和党政领袖们谈话时，又反复说明只要政府拒绝和日本谈和，日本就无法消灭中国。而且中国无需担心短暂性的挫折失败，因为国家必可复兴。

就日本而言，面对蒋介石这种无视于战场上的灾难，而依然顽强抵抗的反应，它似乎只能想出两个对应方法。第一个是加以肉体消灭，第二个是予以政治忽视。在1938年日本似乎两度图谋把第一个方法付诸实行。5月13日，日军情报显示蒋介石可能在徐州前线视察，因此派飞机狂炸他以前曾经住宿过的火车站四号房，几成焦土，蒋介石认为“敌必欲杀余而甘心也”。

8月12日，日本又出动60余架飞机集中轰炸蒋介石在武汉省政府的寓所。这次蒋介石的确在现场，住处附近落弹百余枚，贴身卫士死伤二十余人，而蒋氏夫妇又逃过一劫，但是因为住所全毁，当晚只好移居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日军在90天内两次谋杀行动都未能奏效。除了谋杀蒋介石个人之外，其实日军对于摧毁国民政府机构和杀戮官员的轰炸行为，在1938年初已经开始，在整个武汉时期持续维持高度压力。

至于第二个政治忽视的方法，则是日本政府在1938年1月16日宣布不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之后的数月中，加快解决事变的步伐。通过在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各色傀儡人物，以期建立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政权。1937年12月，于华北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38年3月在华中也建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下一步计划是将两地方政府合并为全国性政府，作为“大东亚新秩序” 的一员。

早在武汉会战时，日本政府已经另辟蹊径，试图与汪精卫接触。

根据汪精卫亲信回忆，在武汉时期至少有4次外国调停，它们分别是：

（1）陶德曼调停；（2） 意大利驻华大使见汪精卫；（3） 英美大使见汪精卫；（4）盛宣怀长女诸青来夫人传信，都是试探由汪精卫出面主持和谈的可能性。

1938年11月25日南岳军事会议，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副总裁，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使蒋介石专心整军抗战工作，汪精卫则在后方主持党政工作。此时汪精卫妻子陈壁君由香港到重庆，而高宗武和梅思平则秘密到上海和影佐祯昭谈判，日本方面希望汪精卫脱离重庆另组政府，主持谈判和平。

1938年12月底，汪精卫终于在彻底绝望中出走重庆。

1939年5月，重庆冬雾消散后，立即成为日本空军全面轰炸对象。直到1941年底日军将飞机转移至太平洋战场之前，对中国内地的大轰炸，是日军企图以民间杀戮去消灭国民政府的主要战略。

淞沪会战后，中国持续抗战的首要工作就是必须尽快重建军队。

由于地方军在前期作战中表现软弱无能，而中央军又几近全盘覆没，因此国民政府认为必须制定一个全面计划，训练军队、恢复战力，而最迫切工作莫过于施行全国性兵役制度，以求保证持续不断地补充作战部队。

几乎从1938年1月开始的整年时间里，蒋介石日记就不断出现“整军方案与实施办法”等字眼，显示他的高度关注，其最初内容是编练20个师的新军，随后又计划扩大为60个师，包括补充兵源，养成和训练初级官兵，改良军事教育等多方面。蒋介石本人还多次亲自主持整军会议达5-6小时之久。

政府在此过程中也进行选定将领人才工作，入选者包括霍揆彰、李延年、关麟征、李仙洲、俞济时、和宋希濂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央军骨干将领。总体而言，蒋介石在1938年中期的战略考量，是认为如果决战没有胜算把握，就择地扼守，等到整军完成后再采取攻势。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可以看到稍早德国顾问们建军观念和实际措施所遗留下来模式的持续影响，只是此时是由中国人自己动手去做，希望依然能够重现当年的成果。

1938年11月25-28日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是抗战后第一场大规模军事会议，国民政府提出了一项全面的军队整训计划，以一年为期，完成轮流训练全国军队。其目的除了提高士兵战斗技能外，还要增进高级军官的学科和领导能力。国民政府也同时调整了军事机构，重新划分了10个战区，精简了指挥系统。

在战区内，军队编制由上至下依次为集团军、军、师，旅和团。简言之，“建立新军，整理旧军”，成为1939年同时并进的工作重点，而且在南岳会议决议施行三个月之后，蒋介石宣布它的基本工作已经完成。5月份，重庆政府又拟定建立10个新军的计划，委派了10个军长，和抽调20个师的官长到后方去训练新兵。

与此同时，后勤补给制度改进也得到了重视，使之更能适应现代战争需求。抗战爆发至1938年底，战区内作战部队通常向兵站处领取粮食和器材补给。但这造成大量运输成本，还有延误的风险。一旦后勤系统运转不灵，部队便只能就地取粮。鉴于西南地区缺乏运输设备，补给困难日益加剧，自1939年1月起一律发给米津，就地采办粮食。

为了改善军队补给，后方勤务部制定了更为有效的兵站系统，以充分适应野战军作战需求。最后，为提高军官素质，政府颁订了一系列军官训练计划，其中包括设立中央军官训练团。

重庆政府这些努力不仅是要提高部队战斗力，也反映了领导人想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战局，预想新战略。

尽管打从战事之初，国民政府就有心理准备进行一场持久战争，却并未想到战争会持续如此之久，但战斗打响后，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逐渐变成清晰。1937年12月，蒋介石用鲸和蚕来比喻日本入侵中国的战略。他认为日本急于“鲸吞”中国，而非“蚕食”。为此中国的反制战略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手段，不让日军轻易地吞噬中国大片疆土，迫使后者必须深入内陆逐省作战。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虽然技术落后、组织涣散，但拥有大片领土和充足人力和农矿资源；而日本虽有先进科技、严格组织，但领土狭小、缺乏人力和物资。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地抵挡住敌人最初发动的几波猛烈攻势，则日军此后就不得不拉长战线，深陷中国广阔土地的泥淖而无法抽身；同时，中国则可以运用这个时间空档去改进制度，整合资源，争取最终胜利。

这一思路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之后逐渐成型，最终促使中方产生了战略变化。比如说，与之前淞沪战场中国军坚持死守据点不同的是，重庆政府开始要求将领们进行运动战，避免阵地战，用侧面袭击战术去对付敌人的正面进攻。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宣布抗战第一期已经结束，此后将进入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作战，国军将在第二期抗战中实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会议要求将领们在战斗中争取主动，牵制消耗敌人，以策动全面运动战。

有关第二期抗战方针，陈诚曾作过扼要论述。他强调此后抗战的指导思想，不在城市之得失，而在求得掌握主动地位，实施全国范围之运动战，以更便于牵制及分散敌人和更利于消耗及歼灭敌人为主要目标。而在运动战原则下，国军在战术上之运用，除了正面钳制和侧面袭击外，还需要更积极活动于敌后，更进一步实施防御攻略战，使日军顾此失彼、背腹受敌，处处陷于进退维谷地步。这些思路都由蒋介石通令全国部队予以实施。

纯就正规军而论，这个新战略已经体现在诸多战场中。例如，在台儿庄附近中国军队依靠运动战阻击南下日军；中国统帅部根据战局主动放弃武汉；国军在长沙会战中诱敌深入，最终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中国最高统帅部看来，这些战例足以印证新战略的正确性。到了1939年春天，蒋介石也开始认为，今后国军战略应该转向将全国精锐部队集中攻击日军，或打击其一点，才能操胜算。

新战略对游击战的强调也值得注意。尽管蒋介石对游击战术理论知之有限，他本人接受的传统军事教育中不曾有游击战训练，而且德国顾问也不看重游击战，但他还是接纳游击战，并在1938年1月将其纳入整体战略计划中。

此后两年，群众动员交由战地党政委员会负责，而训练游击队干部的责任，则由新成立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肩负（汤恩伯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

重庆政府考虑到中共对游击战术熟稔，还任命叶剑英为干训班副教育长，同时聘请数位中共党员为教员。此外，军事委员会更在敌后设立了两个战区，专门协调指挥游击作战。在此前后，全国各地都加强了敌后游击战活动。

重庆国民政府相信这些军事改革能让他们战胜敌人。尽管战事愈发艰难，但1938-1939年间大多数重庆领袖们仍维持乐观，而这些信念和措施也就是为何重庆方面坚决拒绝与日本议和的心理背景。

在他们看来，局势已经扭转，日本将日益处于不利地位。早在1938年1月，国民政府已经认为日军已经耗尽了兵力。由于日本决不能放松对苏联的防御，布防于日苏边境的军队不能调来中国作战，所以派遣至中国的部队已达极限，此后只会减少。

当日军攻占武汉后，却没有乘胜再向四川推进时，蒋介石的解读是日军兵力枯竭证据已经确切。1939年1月，原先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内阁倒台，再度让重庆政府相信日本国内厌战情绪飙涨，其对华侵略政策难逃破产命运。另外，日本大量发行国债也受到国民政府注意，并且把它解释为政府财政即将陷入困境的先兆。

蒋介石特别注意到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分析称，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华作战的军费已经达到111亿元，超过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费总数的七倍。长此以往，日本必将无法支撑。而正在此时，日本大阪军火库又发生大爆炸，延烧20多小时。蒋介石也把它看成是日本反战团体蓄意破坏，使他大受鼓舞。

为了进一步支持这一论点，重庆政府公文档案开始习惯性地列举各种数据，目的在显示1937-1939年中日作战伤亡比例在不断缩小，日军进攻推进速度也在不断减缓。

比如说，根据前方作战部队报告，日军作战高度依赖优势炮火及飞机，但是步兵作战能力显著减退，精神萎靡。又据前线报告，日军在战场上开始有弃尸事情，而且有遗弃官长尸体者，这是过去极少有的现象。再比如，重庆政府注意到，开战之初，日本士兵宁可自裁而很少被俘，而且即使被俘后也态度倨傲，宁死不屈。

但是稍后的俘虏就逐渐失去那份豪狠气概。

从全盘着眼，日军优势已在迅速消失。比如依据政治部长陈诚内部报告，1938年底日本军队在中国关内者有31个师团70余万人。加上特种兵，一共大约100万人。自从开战以来18个月中，日军伤亡50万人，我军伤亡120万人。保卫大武汉战役，我军伤亡50万人，日军伤亡大约30万人。虽然这些都是中方的估算，并不精确，但是这种中日之间5:3的伤亡率仍然可以造成中国领袖们一种心理，就是认为和走向劣势的日本军队大可以一拼。

1939年5月是中国战略思想上一个关键时刻。该月底，日军原本进攻鄂北部队完全撤退，并且放弃已经占领的随枣地区，导致蒋介石认为“此为敌军无力前进，转攻为守，再明显之弱点”，因此认为“吾计售矣”，而且相信日军不敢进攻的弱点完全暴露，“此后除长沙，株洲以外，军事上皆无顾虑，而且我军更可以立于优势主动地位矣”。即便是日军6月份在汕头登陆，仍然被蒋介石认为是“强弩之末之表现”。

对比之下，重庆政府对于自己战斗力恢复的估计非常乐观。早在1938年初，陈诚就认为中央军被日本击破的军队在1月底就可以完成补充20个师。

蒋介石也表示，京沪作战遭受重大损失部队的整理补充工作，到了当年3-4月份应该可以全部完成。鉴于他此时的设想是保卫武汉，因此他认为武汉应该可以守得住。而日本除非增加兵力十个师团，否则将无法夺取武汉。基于这个评估，所以蒋介石希望政府同仁对于军事应该保持乐观态度，他绝不会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更没有和日本秘密议和之事。紧接着在3月份，何应钦报告称，我国军队经过整理，已经恢复战前力量，士气也大有进步。

如前所言，到了1938年12月南岳军事会议时，政府决定“第二期作战”的特质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既然中方领袖们认为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已经达到极限，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所以国军应该伺机反击。

依据1938年陈诚报告称，军事委员会决定今后军力配置方案，以全国军队三分之一放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三分之一军队放在前线和日军正面作战；三分之一军队调后方整训。

1939年1月份国军订立了“第二期作战指挥方案”，预备积极扩大日本占领区内长江流域内的广大游击战，前线保持现有状态，等到新战力培养完成时，就发动大规模总反攻。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于自己军队也做出一番评估。其结论是中国在开战时只有军队170余万人，但是此时已经到达250余万人，比开战时增加三分之一，而且在武器数量上和素质上，都比开战时更为整齐优越。

到了1939年6月中旬，依据何应钦报告，国军整军计划第一期工作已在6月15日完成，有90余个师接受了整补。第二期工作也已经开始。

因此，重庆政府军事部门大约在1939年8-11月之间，开始积极筹划冬季战役。适在此时（1939年9月），日军集结了12万兵力企图攻占长沙，9月初日军进攻，9月底日军后撤，国军反攻。10月6日完全恢复战前状态。中方称之为第一次长沙大捷。

蒋介石认为这个胜利实在是“转败为胜之机运”。313中国人的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长沙收复的“决定性胜利”，让中国人相信第二期抗战果然已经开始。陈诚对于“湘北大捷”也感到无比兴奋，认为是“开二期抗战胜利之端，并树民族复兴之基”。

事后大肆宣传，甚至制造电影片和招待国际记者会予以宣传。当时将领间弥漫的乐观气氛是国军只要一旦完成整训即可向日军发起猛攻。

中方此时认为此前的南昌、随枣、和长沙战役都充分暴露日军弱点，兵力分散、顾此失彼，既要保卫战略要地，又要保护水陆交通，又用尽了战略预备部队，所以失去机动性。如果国军第二期整训工作完成后向日军发动全面性攻势，则将使散处各地的日军无法互相支援。

中国将领们对于冬季作战表达旺盛攻击意志，以致蒋介石认为国军应该尽所有力量准备反攻，即使失败和失地也在所不惜。面对各种令人鼓舞的迹象，重庆政府终于在1939年尾放手发动了冬季攻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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