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寨三杰”：赵宝成、李在唐，李希龙以青春热血铸就信仰丰碑

“五寨三杰”：赵宝成、李在唐，李希龙以青春热血铸就信仰丰碑

【题记】人的一生有很多抉择，不同的抉择，决定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也书写着不一样的大历史。五寨三岔堡人赵宝成、李在唐，城内人李希龙，于大革命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走上了一条为生民立命、为民族开新天的荆棘长路。他们以赴汤蹈火之勇奋进，以殚精竭虑之诚担当，以至死不渝之贞坚守，义无反顾，前仆后继，终以青春热血铸就信仰丰碑。斯人可敬，堪称为革命早期的“五寨三杰”。让我们一同致敬家乡的革命先驱，体悟初心与使命的千钧重量，让岁月沉淀的精神力量，激励后人们继续前行。

一、外出求学：探寻救国救民真理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华大地支离破碎、暮霭沉沉，清室倾覆后的权力真空，催生了军阀割据的乱局。外国资本凭借不平等条约，贪婪地攫取着中国丰饶的矿产资源，经济命脉受制于人，民族尊严荡然无存。亿万黎民百姓，在这内、外的双重绞杀下，坠入了深不见底的苦难深渊。

而遥远偏僻、贫瘠饥寒的晋西北，此刻仍在暗夜中昏睡，信息闭塞，交通断绝，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亟待一种全新的、觉醒的力量，如同穿透厚重云层的惊雷闪电，去唤醒它，去照亮那深不见底的黑暗，去点燃蕴藏在沉默大地深处的、改变命运的火种。

五四运动的惊雷，终于震动了晋西北五寨这片被遗忘的角落。新文化、新思想借助报刊、社团和人际网络，顽强地穿透了地理与信息的双重壁垒，点燃了当地青年心中的火种。以赵宝成、李希龙、李在唐等为代表的几十位五寨青年，纷纷走出闭塞的家乡，走向北京、上海、太原、武汉等思想高地，渴望在更广阔的天地和激烈的思潮碰撞中，找到一条照亮故土黑暗、解民于倒悬的道路。

历史的巧合在于，他们负笈远行的年代，恰恰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早期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他们走出五寨的每一步，都踏在了时代变革的脉搏上。在太原、北京、上海，他们不仅接触到了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更直接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建党伟业方兴未艾的洪流之中。他们的抉择之路竟是如此清晰可见：

赵宝成：京华求索，真理引路

赵宝成，原名赵成璧，字元和，五寨三岔人，生于1902年。其父赵世禄，清末秀才，同盟会员，在阎锡山系统长期供职，赵宝成随父在太原完成了良好的初级教育。1923年春，在太原读完中学的赵宝成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更是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更重要的是，他多次亲耳聆听了李大钊、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的演讲。那些关于社会不公根源的深刻剖析、关于劳工神圣的呐喊、关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描绘，如同惊雷般震撼着他的心灵。他如获至宝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以及马列主义著作。

在李大钊等人思想的感召下，在革命理论的系统学习中，他原有的救国救民热情迅速升华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24年，这个来自晋西北山区的青年，在革命先驱黄日葵的介绍下，郑重地加入了刚刚成立三年、尚在秘密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转折点，也使他成为了五寨县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也成为当时山西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之一。他的入党，标志着共产主义的星火，开始在五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悄然播撒。

李希龙：沪上熔炉，淬火成钢

李希龙，又名李心宰，五寨城内西街人，人称“李家三少爷”，与赵宝成同龄，他的觉醒之路始于太原。1921年，李希龙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这一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尽管信息传播相对滞后，但“五四”精神的余波和关于这个崭新政党的零星消息，已足以让身处省城的进步青年感受到时代的风向。他如饥似渴地接受着新思潮的洗礼，思想日趋激进。1925年，为了追求更前沿的思想和更广阔的革命舞台，他毅然选择并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这所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实际上由共产党人主导的“红色学府”，汇聚了陈独秀（时任校长）、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一大批中共早期领袖和理论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与澎湃的工人运动、尖锐的社会矛盾紧密相连的现实课题。

李希龙一踏入上大，便沉浸在这浓厚的革命氛围中。在师长们的直接教诲下，在同窗的革命激情感染下，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迅速确立并变得无比坚定。到校后不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第一个重大考验随即到来——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李希龙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与上海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勇敢地走上街头，投入到反帝爱国游行示威的洪流中，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经历了血与火的初步洗礼。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成为了他革命生涯的熔炉和起点。

太原囯民师范旧址

李在唐：同乡引路，薪火相传

生于1905年的三岔青年李在唐（字怡琴，又名人龙），作为三人中年纪最小者，他的革命启蒙更多得益于同乡先行者的指引。1924年，他追随赵宝成、李希龙的足迹，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此时的太原，在中共早期党员高君宇等人的活动下，革命思想也在悄然传播。李在唐在求学期间，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充满关切。他与同乡前辈赵宝成、李希龙保持着密切联系。赵、李二位不仅向他传递着北京、上海的革命见闻和党的理论，更以自身的行动为他树立了榜样。

在先驱者革命实践的感召下，在革命理论的熏陶下，李在唐的革命信念日益成熟。1925年底，经由已在上海入党并具有影响力的李希龙介绍，李在唐在太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标志着“五寨三杰”革命小团体的形成，也生动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一人觉醒，带动一片；一地星火，渐成燎原”的组织发展模式。家乡的情谊，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下，升华为牢不可破的革命情谊。

二、归乡播火：星火初燃五寨城

1925年7月，历史的风暴正席卷中国大地。整整一百年前的那个酷暑七月，对于晋西北的五寨小城而言，一个觉醒的契机正悄然降临。从太原、北京等革命思潮奔涌之地归来的学子们——赵宝成、李希龙、李在唐，以及并肩同行的李希皋、王明秀、郝良琴等人，在革命熔炉的淬炼后，首次相约回到了桑梓故园。他们胸膛里鼓荡的，不仅是乡情，更是一腔亟待播撒的革命星火。

7月3日，是农历的五月十三，关公的磨刀日，也恰是五寨城一年一度最喧闹的庙会日。这座边长仅四华里的小小方城，被四乡八里涌来的农人塞得水泄不通。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白皮饼子的清香、新打铁器的生腥，还可听到铜板与纸币摩擦的窸窣声。农人们攥紧手中那点微薄的积蓄，在摊铺间穿梭，换取油盐酱醋、镰锄犁耙，再来碗洒满芫荽的粉汤，这是他们一年辛劳中难得的喘息与必需。大东街、西街、关帝庙、娘娘庙、文庙，尤其是城中心十字街，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

就在这片市井喧嚣中，一抹异色陡然闯入，几位身着整洁学生装的青年，神情迥异于周围，他们目光如炬，手中紧握着一叠叠散发着新鲜油墨气息的传单。无需召唤，那崭新的纸张、青年们激越的姿态，便如磁石般吸引了好奇与渴望的目光。人群先是迟疑，随即蜂拥而上，争相索要这“稀罕物”——那薄薄的纸页上，承载着山外世界的惊雷。

只见为首的几位青年，敏捷地跃上街边稍高的石阶或货箱。刹那间，庙会的嘈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千百道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再是文弱的书生，而是化身为时代的号角，激昂的声音穿透市声，如金石相击。他们向群众讲解国内外形势和上海五卅惨案真相，揭露日本法西斯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受压迫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推翻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响亮地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

——这石破天惊的口号，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如此有组织地在晋西北的黄土地上炸响！它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闭塞的阴云，在无数赶会农人迷茫的心头，投下第一缕觉醒的强光。这不再是简单的庙会，而是五寨历史上第一场公开的、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战！沉寂的晋西北，从此埋下了革命的第一颗火种。

革命的热情岂能止于街头的呐喊，行动紧随其后。李希龙的目光，越过自家院墙，落在了隔壁文庙那座庄严的魁星阁上。阁楼轩窗静默，在夕阳下勾勒出清晰的剪影。“就是它了！”一个绝妙的念头闪现。这供奉文运星宿的古老建筑，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成为点燃五寨思想暗夜的第一盏明灯。

很快，“夜光学社”的旗帜，便悄然悬挂于魁星阁之上。夜幕降临，当全城陷入沉寂，唯有这阁楼之窗，透出温暖而坚定的光亮，彻夜不息。他们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有组织、有阵地的革命先锋。油印机转动，散发着墨香的《夜光》小报在县教育会秘书刘俊德的协助下，通过石印机源源流出，如涓涓细流，悄然浸润着干涸的土地。

阁楼之内，是另一个沸腾的世界。三十多位渴求光明的五寨青年汇聚于此。昏黄的油灯下，《新青年》上锐利的文字如匕首投枪，《北方红旗》传递着党的声音，《共产主义ABC》解开了神秘的理论面纱，《列宁传》展现着革命领袖的风采，《国家与革命》则如灯塔照亮前行的方向……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低声而热烈的讨论声，取代了旧日的死寂。读书报告会、形势讲演会，一次次思想的碰撞，如同燧石相击，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这方寸之间的魁星阁，在五寨的革命叙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初始角色。它于闭塞的黄土沟壑深处，悄然点燃了第一簇思想觉醒的火苗，对彼时困顿于蒙昧与迷惘中的本地青年而言，它并非虚无缥缈的“灯塔”，而是一个切实的、散发着思想光热的核心。魁星阁那彻夜不熄的灯光，微弱却顽强，穿透百年的时光，依然昭示着信仰与理想的力量。

三、血色元旦：太原新华舞台响起爆炸声

1926年冬，“五寨三杰”中的赵宝成与李在唐分别自北平民国大学和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毕业。李希龙则继续在上海大学求学，并将新婚妻子侯自修（五寨川口村人）接到上海，两人一边学习，一边投身党的秘密工作，侯自修亦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宝成受党组织派遣，返晋开展地下斗争。在太原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带领年轻的战友李在堂，深入工厂、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发展组织力量。赵宝成与其他同志一道，迅速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新学术研究会太原分会”，成功凝聚了一批追求进步的先进青年。他们以此为阵地，组织青年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基础知识，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热情，为党培养输送了一批骨干人才。

彼时，山西党组织活动经费极度匮乏。赵宝成毅然毁家纾难，托付学友张孝友，将三岔老家中的钱财一次次秘密转运至太原，为党筹集了大量宝贵经费，对山西的革命斗争给予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阎锡山紧随其后，秉承国民党中央“清党”指令，成立“山西省清党委员会”，大肆通缉、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白色恐怖如黑色巨网般笼罩太原及三晋大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危急存亡之际，山西党的主要领导人多数转移外地或转入更深的地下状态。赵宝成临危受命，留守太原坚持斗争，并参与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的领导工作，组织力量迅速恢复重建了二十余个基层支部。

1928年元旦之夜，一个被血色浸染的时刻。赵宝成、李在唐、王世益等奉命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新华舞台举办新年“民众同乐晚会”之机，执行刺杀省党部要员苗培成、杨笑天等人的任务。然而，行动中一名敢死队员所携之手榴弹意外提前爆炸，巨响撕裂了节日的伪装，刺杀计划功败垂成。国民党当局旋即下令逮捕赵宝成与李在唐。幸得赵宝成父亲、时任阎锡山警宪处秘书的赵世禄暗中相助，当夜，赵、李二人得以在重重罗网中脱身，星夜潜离太原险境。不久，二人受党组织派遣，转赴河南从事冯玉祥部的兵运工作。

四、沪上星火：“五寨三杰”隐秘战线显身手

1928年4月，结束了在冯玉祥部紧张而短暂的兵运工作，赵宝成与李在唐风尘仆仆，几经辗转，终于踏入了十里洋场——上海滩。根据中央指令，赵宝成化名“赵阁民”，很快与早已潜伏于此的同乡战友、中共党员李希龙接上了头。阔别经年，“五寨三杰”的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此时，李希龙正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在组织安排下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为了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一个可靠的联络点，李希龙巧妙运作：一面从家中筹措资金，一面紧急派遣李在唐潜回五寨老家筹款。而赵宝成也通过回五寨的李在唐和弟弟赵全璧变卖了部分家产，筹得了不少款项。很快，法租界拉非德路闹市之中，一家看似寻常的旅社悄然开张。这间旅社表面经营住宿，实则是党的核心地下联络枢纽。李希龙以老板身份掩护，李在唐负责账务，旅社盈余悉数转为党的活动经费。

1929年，赵宝成之妻、共产党员石澹峰亦奉调抵沪，协助丈夫开展地下工作。夫妇二人以李希龙旅社为据点，肩负起传递中央绝密文件和联络、掩护赴沪参会中央领导的重任。与此同时，赵宝成更承担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使命：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秘密筹集并转运军火物资。他频繁穿梭于京、津、沪、杭、蚌等交通要道，成功为苏区输送了大量急需的药品和军火。

这一时期，李希龙妻子侯自修的革命人生亦迎来转变，她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并于1930年5月至1931年12月期间，成为聂荣臻同志秘密联络点的联络员，在另一条隐秘战线上贡献着力量。

1930年，李希龙因家中有事，只身从上海再次回到五寨。在五寨不长的时间里，他没有休息，而是在文庙创办了进步报刋《昶报》。参加编辑和撰稿的人有范若愚、张孝友、李一非、石明、刘俊德、杨维汉、郑治邦等。他们公开提出“打到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并镌刻在文庙的照壁上。《昶报》由县里绅士募捐出钱，发行油印小报。

五、无悔结局：我以我血荐轩辕

在历史的漫漫长夜里，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瘦弱之躯，扛起民族的脊梁；以滚烫热血，点燃希望的火炬。鲁迅先生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正是他们用生命书写的铮铮誓言。

赵宝成：红都管家，血洒瑞金铜钵山

1931年，由于中共高层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上海的局势骤然紧张。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避免中央机关出现更大的损失，党中央决定让包括赵宝成夫妇和李在唐在内的大部分干部分批撤离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

1932年咋暖还寒的2月，赵宝成和妻子离开上海后乘船先抵达广东汕头，再沿着大埔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由红色交通员护送进入中央苏区的红都端金，担任苏区中央工农通讯社副社长一职。

苏区工农通讯总社，从称谓上看是从事通讯报道的机构，其实那是对外的称呼，对内则叫地下交通站，是维系中央苏区至上海党中央及其它各地的地下秘密交通部门。组织上安排赵宝成来这里任职，可以说是让他继续干了“老本行”，在惊涛骇浪中他很好地完成了各项艰辛任务。

1933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会任命赵宝成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同年6月，党中央决定于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迎接大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建造“六大建筑”，由中央政府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六大建筑的总负责人。筹委会决定在瑞金沙洲坝建造一座能容纳2500人，供全苏“二大”开会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红军广场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并把原有的红军检阅台由竹木结构改建为砖木结构。

赵宝成组织工人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经过四个月的紧张施工，“六大工程”都如期竣工。这些红色建筑至今还是后人回顾党史、参观红色根据地的历史见证，成为江西省的名胜。特别是大礼堂成为中央苏区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建筑”，庄严雄伟，气势恢宏。六大建筑在当时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

中华苏维埃政府大礼堂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赵宝成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继续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春，国民党军队占据了中央苏区，赵宝成领导的游击队在兴国、宁都交界的银坑一带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斗争，迫于敌人的四面围剿，最后转移到瑞金的铜钵山区。1935年6月上旬，国民党军队以4个营的兵力，对铜钵山进行“搜剿”，赵宝成指挥游击队坚守了数日，最后弹尽粮绝。国民党军队放火烧山，赵宝成在与敌兵的搏斗中壮烈牺牲，将一泓碧血洒在了中央苏区大地上。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赵宝成的革命事迹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甚至连革命烈士的的称号也没有挂上。赵宝成儿子石毅在历年来向有关部门作出上百次反映、申请无效后，于1965年直接上书毛泽东主席。经过毛主席辨认赵宝成的照片，作出批示，中组部再作调查证明，才经内务部（民政部）于1966年追认赵宝成为革命烈士，其生平事迹被载人《中华英烈大辞典》《中华著名烈土》《中共党史人物传》等书刊。五寨县在三岔镇建立了赵宝成烈士纪念馆、赵宝成烈士陵园，并成为五寨县、忻州市的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中央苏区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前夕，瑞金市委、市政府斥资在赵宝成烈士牺牲地铜钵山建立了红军烈士纪念亭，以纪念赵宝成等革命先烈。

李在唐：修水任职，南昌英勇就义

1933年，年轻的李在唐跟随中央机关、跟随着大哥赵宝成到达了瑞金中央苏区根据地。到达后不久，便被分配到江西修水县，担任县委书记。1934年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利，红军被迫长征。李在唐留在了中央苏区，转入地下，坚持与敌人作斗争不幸被捕。当敌人得知他是苏区的修水县委领导，便押送到南昌监狱。在狱中，李在唐在凶残敌人的折磨面前，坚贞不屈，只字未吐露党组织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遂下令秘密处决，他牺牲时年仅29岁。

没有资料和传说表明李在唐结过婚，他没有留下后人，所以他的事迹资料亦很少留下。一个孤勇者英勇牺牲了，将自己的热血化作照亮民族前行的光，他在五寨人民的心中得到了永生。

李希龙：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饮血开封

1931年，李希龙与侯自修申请转移苏区未果。作为上海地下组织仅存的宝贵联络点，他们被派往北京潜伏。期间长子李炎出生，紧张的斗争环境和对家人的保护，使李希龙的工作成为连至亲人都无从知晓的秘密。1933年底，白色恐怖加剧，他们携子回到五寨老家，巧妙地在亲友中传播火种，引导堂弟李东流、妹夫郭丕业、妻弟侯真等走上革命道路。

抗战爆发后，李希龙夫妇撤至西安。李希龙以笔为枪（笔名“黎茵”），创作抗战小说《悲欢离合》《风尘万里》，鼓舞民心。他鼓励妻弟侯真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加入八路军三五九旅。1938年，受八路军住西安办事处安排，他们以“战地教师”身份转战甘肃天水。后根据组织安排，利用在成县、开封税务局工作的身份，为党秘密筹集资金。1948年，在激烈的开封战役中，他为掩护同志撤离，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十八载潜伏，无名战线上的每一次抉择，他都深烙着对信仰的忠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结语：碧血映照初心，抉择诠释忠诚

“五寨三杰”的生命轨迹各异：赵宝成在红都建设与浴血坚守中燃尽生命，李在唐在酷刑与枪口下捍卫忠诚，李希龙在漫长的潜伏与无声的奉献中践行使命。他们或牺牲于烽火前线，或陨落在隐蔽战线，或就义于敌人刑场，却都以滚烫的鲜血，染红了信仰的旗帜，以生命完成了对“我以我血荐轩辕”誓言的终极诠释。

他们的故事，是“初心与抉择”最震撼的注脚。当个人安危与革命需要冲突，他们选择将生命托付给信仰；当亲情牵绊与组织纪律碰撞，他们选择将秘密深埋心底；当安逸退路与坚守使命并存，他们选择直面最艰险的道路。每一次抉择，都非易事，都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与舍弃，但正是这无数次义无反顾的选择，汇聚成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

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盛世正如他们所愿，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他们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初心与抉择”精神丰碑，将永远矗立在民族记忆的深处。这丰碑昭示我们：伟大事业从来不是坦途，它需要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做出无愧于心的抉择，坚守历久弥坚的初心。这份精神，是穿越时空的火炬，必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上，续写无悔的篇章。

朱和森山西省五寨县前所村人，曾任中学语文教师、中学党支部书记、县文联主席、县史志办主任，第二轮《五寨县志》主编。山西省作协、音协、摄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