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金银行天津买办魏氏家族传奇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设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1945年被民国南京政府接收，前后共46年。魏信臣充当该行买办36年，其子魏伯刚接着又干了10年。父子两代与该行相始终，他们的经历与该银行兴衰绑定在一起。

正金银行天津支店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截至1943年，该行在世界上共设有分支机构70处（不计日本国内的8处）。而在中国经营长达20年的横滨正金天津支店（简称“正金津行”）成立于1899年8月1日，是继汇丰、麦加利及德华银行之后到天津开业的第四个外商银行。它行内大小职员一概用日本人，工头也用日本人。这是天津各外商银行中所罕见的。

正金银行天津支店原址

后来因业务发展，成员随之增加,至“九一八”事变后，才增设了华人雇员，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天津沦陷后，该行开始大批录用华人。但内部活动诡秘、关防严紧，所以聘用华人极为严格。“七七事变”后，关正金津行与买办华账房的关系也与其他外商银行不同。一般外商银行的华账房，有的和洋账房一起办公，有的洋账房和华账房的同事可以互相帮忙，所以洋账房的黑幕还可以泄漏。正金津行则不然，两者截然分开，界限甚严，因而华账房对该行的许多业务秘密不大摸底。当时日方称买办的办公室为华账房；华账房的员工被称为先生。华账房的华人称正金津行为公司，称日方的经理、副理、襄理为大东家、二东家、三东家。

该行遇有庆典全体拍照时，日本职员一律穿西服坐在当中，华籍职员则分立两旁或鹄立于后，仅买办魏信臣一人得以奉陪末座。

清末民初，开办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各家外国银行都发行自己钞票。正金津行在开始营业后也利用在华特权发行了与中国流通的银元等价的银元钞票及银两钞票。银元钞票分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银两钞票分1两、5两、10两3种。银元钞票经常在市面流通的有近百万元，有时达百万元以上，银两钞票也超过50万两大关。这就使该行扩大了信用流通，加速了资金周转，便利了日本对华经济剥削，进而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计民生。

该行发行的钞票总额，如以最低银元100万元、银两50万两计，按当时日本货币（老头票）每元约值中国通用银元6角上下，共值日元280万元，相当于横滨正金的原始资本总额300万日元了。1920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银行逐渐增多，信用逐渐向好，该行的钞票流通数额才逐步减少。

早期以吸收清朝王公大臣、宗室遗老及北洋军阀的大量“长期保价存款”，当时存款人的目的在保值而不在利息，则是该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深谋远虑。在辛亥革命前后，该行吸收到的这类存款，仅清室的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铁良、内务府大臣增崇、军机大臣那桐及北洋军阀段芝贵、倪嗣冲与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等王室贵族大臣的，就不下数百万元。也按每日元折合中国银元6角计算，则更远远超过了横滨正金天津银行的原始资本总额。

魏信臣

正金银行天津买办魏信臣原名长忠，1871年生于天津一个富商的大家庭曾祖父是木工，所生的6个儿子也多以木工为业。后来有一次，魏家的木工作坊承包了一项拆除清皇室的天津海船坞及皇帝乘坐过的龙舟的活，竟然在旧船坞和龙舟里发现了一批遗留的黄金器皿，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使魏家发了一笔横财。接着，他们就用这笔钱开了一个木器厂，不久就变成了富人。

到魏信臣父亲的一代时，已拥有永盛木厂、永盛烧锅、永盛姜厂（南货店）及永盛亨杂货店，堪称天律豪富。他家还有与陈姓合开的裕盛成钱庄高利盘剥历经数十年。他的堂叔魏星桥掌管该钱庄。他结交官绅，与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等经常豪赌，喜欢乘大轿招摇过市，为当时钱庄业中的“大腕儿”。

魏信臣起初在城里二道街盐商“聚恒号杨家”的聚通恒钱庄当学徒。期满后，在自家的永盛姜厂做事，因为常到上海等地采办货物，所以积累了不少商业经验。1899年，正金津行征聘买办，魏信臣便通过日本三井洋行的职员戎子年的介绍被雇用。同年8月11日，魏信臣与正金津行签订了买办合同，先由魏向该行交纳“寄库金”及“保证书”，再经日本驻津总领事郑永昌签证，办完了手续。

这份买办合同既是魏信臣发家致富的护身符，也是他投靠日本人的卖身契。这份合同中充满了屈辱和不平等的条款，苛刻地给他规定了无限的应尽义务和少得可怜的应享权利。

根据合同，买办应尽的主要义务有：

该买办经办业务须对日方银行忠实、公正，代银行保守秘密，努力促进银行业务繁荣；该买办在签此合同前，须存交行方寄库金平银3万两，担保他按照合同履行他的义务，行方可随时提取或转拨寄库金给行方之用，最后该买办才可以作为弥补损失款项之用；

通知买办须出具保证人。如有死亡、破产或不在天津时，该买办须即另翼行方认可之人继为担保，如两个月内未能办到，行方即将合同作废。不另如果行方认为需要该买办增加寄库金和保证书的保额时，该买办须间意此二者或其中之一，尽量增加至行方满意为止；

双方都可随时停止该合同，但须于6个月前通知，如该买办犯有不诚实或欺诈之罪或违反规定疏于职责，行方可以辞退，不另通知；

在必要时，该买办须自费准备至少4个收款员（其中1个须通晓英语）和其他的雇员及工人，并对他们的一切行为负责等等。

至于买办的权利则仅有：

寄库金3万两仍为该买办的财产，行方给年息5%，半年支付一次，行方每月付给该买办“贴费”天津行平银200两（包括所有全部职工及一切开支），俟后行方如果认为须增加华人助手人数或雇用服务人员，其增加之助手或雇员的开支由行方负担，但这些人的一切行为必须由买办负责；买办为行方所成交的生意，如买卖银两、银元、申汇、日汇，皆有固定佣金，每月月终支付。权衡这些权利和义务，上述合同有利于银行方，也反映了日本人贪婪、狡诈。

外国银行内部

当时买办的办公室通称华账房，买办则称掌柜的。华账房的组织，除掌柜的外，有英语翻译1人，以及管库、跑外、记账、柜台收付以及工人等，总共不到10个人。正金津行对于华账房管理金库是不放心的，还特地加派了一名日本人管理金库外门钥匙。

义和团运动

在魏信臣当买办的第二年即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打着反洋人旗号的，所以魏信臣曾被传到义和团的坛内办公处受审。同时受审的人很多，大都是为洋人服务的，有的被称为“直眼”，有的被称为“二毛子”、汉奸、洋奴等等。案情不同，处理的方法亦不一样。魏信臣为东洋人做事，算是洋奴，因尚无显著劣迹，罚跪了一天，才瘸着腿被释放回家。

魏信臣自任买办之日起，即忠心耿耿地为正金津行的发展服务。他曾为该行担保了大量的定期放款。由于庚子八国联军的人侵，有十数万两的放款不能收回，他为了表示对主子的“忠诚”，自动请求将这些呆账放到他个人名下，设法赔偿。行方为了照顾他，准其分年摊还，但命他于1901年及1902年再增加寄库银4万两，连以前所缴纳的总计7万两。此后，华账房担保定期放款业务遂告终止。

魏信臣

1900年以后，正金津行所发行的钞票已广泛流通于天津，同时该行的存款也多来源于中国人。而该行的地址却远在英租界，与闹市隔绝，办公时间每日不过3小时，在业务往来上深感不便。为了发展业务，正金津行于1902年10月在估衣街挹翠里开设了一家分店，俗称“正金上行”，其营业时间及交易方法均照中国钱庄的习惯办理。分店的买办则由魏信臣保荐的吴洁南充任，这个分店也为该行攫取了极大的利润。民国初年，租界商业日渐繁荣，分店再无存在必要，才告结束。

日本银行办事处

魏信臣早期的工作表现及其亲日态度，深深博得了正金津行老板铃木岛吉的信任。铃木岛吉回国后，在日本本土的横滨正金银行历任要职，后来逐渐升到总经理的位置。每当正金津行更换经理来天津履新时，铃木岛吉都要叮嘱此人关照魏信臣。魏信臣的身价因此大大提高，他的“买办宝座”也就日渐巩固。后来魏信臣的主要保证人宁星普去世，行方也没有按照合同令其另找保人，可见行方对他信任之深。

魏信臣看到天津的吴调卿、王铭槐等大买办不仅有钱，还有朝廷的官衔，既富且贵，便于1903年先捐了个监生作为官场上的晋身之阶，其后又递捐至“五品升衔选用銮舆卫经历”。官级虽不高，却可夸耀邻里，去王公大臣的府邸拉存款时递上名帖，即可自由出入。

魏信臣官服照

清末民初交替之际，庆亲王奕劻将聚敛得来的赃款转存在各外商银行，以保证安全。魏信臣乘机拉到了一笔大生意。此举颇得日本老板的欢心。当时魏信臣以买办的身份，又有顶戴花翎，结识了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每遇庆王府嫁娶喜庆，魏都要亲往致贺。其后，载振每次到天津放款投资，都要和魏信臣商量，魏也多方为其策划。现在天津重庆道的新庆王府（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对外友协旧址），便是经魏信臣和汇理银行买办警质甫从清廷得宠的大太监小德张手里买到的，转给庆亲王。

庆亲王奕劻

魏信臣与清内务府大臣增崇及兵部尚书铁良也有深交及托存款项的关系，铁良还曾命自己的长孙穆筱实拜在魏的门下称小门生。清宗室亲费中与魏接近的还有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也是由于托存款项的关系以上诸人托存的款项大部分都在正金津行日本的行方，华账房也有一小部分。

那桐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北京居住在天津时，曾派其心腹佟济煦用浩然堂的名义将大宗款项托魏信臣分别存在各外商银行，如汇丰、麦加利等，正金津行和华账房也存了一部分。提款时佟不出面，仍托魏代办，以鸿仪亲笔签画的层层大圈套小圈的印鉴为凭。待溥仪在东北伪满称帝，佟济煦逝世后，上述的各项存款，先后改归吴天培、溥修经管，但仍托正金华账房代办手续。魏信臣曾经手将其正金津行存款约4万元转到麦加利银行。为感激魏信臣，溥仪曾派吴天培代表自己赠给魏一块怀表及一个寿山石图章。

末代皇帝溥仪

魏信臣结识的北洋军阀政客也不少，其中比较接近的有段芝贵 、倪嗣冲、王郅隆、董士恩等，他们都是魏家的座上客，亦都有托存款项的关系。以正金津行为多。段、倪和王等人都好赌，魏为他们邀集的赌友中有正金上海行的买办吴洁南及源发永木厂的赵聘卿，日久秘熟，这几个人便得到了段、倪等人的赏识。1915年段芝贵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时，经魏信臣的推荐，委任吴洁南为东三省官银号的总办。

赵聘卿则在倪嗣冲、王郅隆等组织了裕元纱厂后，亦经魏的力荐，1917年，倪、王等又在天津设立金城银行，魏信臣趁机推荐正金华账房的同事、裕盛成学徒出身的阮寿岩为经理，臣为副理。正金上行的华账房会计宋相魏信臣结交军阀，一方面为正金津行拉了巨额存款，讨好了主子，同在中国的外商银行和洋行，树立了个人在经济界的威信，借人自重从来就是彼此支持互相利用的，这是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普遍规律。

早期的外商银行，收付都用现金，洋行买货照例用外国银行的横式洋文支票支付，卖货则要求付现金或“番纸”（外币现钞），拒绝收受中国银行银号的支票、拨码（当时通行的一种划拨凭证）或票据。但以现金收付不仅搬运不便，点验费事，且不安全。银钱行业有鉴于此，就将所收华商售货的“番纸”，转存到外商银行的华账房以建立往来关系。商号需要钱的时候，则向银号要华账房开的支票，也就是买办所开的外商银行“番纸”。各方面的困难以此得到解决。

五卅惨案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从而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举行了多次的反帝示威游行，并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英货。天津除了抵制日货英货以外，更掀起了不使用外国钞票的运动，因而爆发了对正金津行以及汇丰、麦加利、花旗等银行的挤兑风潮。正金津行当时没有现金准备，眼看就被挤垮，该行的日本经理束手无策，向买办魏信臣设法挽救。魏信臣亲自找到天津中国银行的经理卞白眉临时接济了几十万元的现洋，正金津行的挤兑才得以解围。

中国银圆

根据合同，正金津行买办的正规收益，仅有按照行方指示进行交易的所得佣金。买办的佣金来源包括买卖银两银圆；买卖申汇；买老头票，卖日汇（又称东汇）；介绍定期存款；担保定期放款；押保抵押借款。其中担保定期放款业务已于1900年终止，押保抵押借款业务不多，所以正金津行买办的规定佣金收益，实际只有前四种。而即使此四种的正规收益，当时已经非常可观，尤以第三种卖买日汇尤为突出。

近代日本钞币

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商品除由日本大小洋行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倾销外，还有中国商人纷纷派员赴日本的大阪、神户等处坐庄采购，因此所需日汇极多。仅由正金华账房一家每年售出的日汇即达2000万元上下（还不包括正金津行），魏信臣因而可得年佣金1万余元，有时可达2万元以上。

正金津行买办的额外收益，来源于它的放款。而放款的收益则是利差。每年所得利差达数万元，日本人办银行虽然对中国人戒备森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魏信臣利用自己的买办地位大发其财，甚至令日本人瞠目结舌。他敛财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清末钱庄

在银钱业方面，他开办了义丰成钱庄，是与平和洋行买办杜克臣等人合资的，本金只有2000吊钱，3年后获利竟然达到了资本的20倍。

他开办的永康银号，成立于1912年，也是与杜克臣合资的。本金1万两，9年间获利达20万两。裕津银行1921年开业，是由永康银号改组后增收外股而成立的，本金30万元，历时两年盈利30万元，后又增资为60万元。

志通银号，仍是与杜克臣合资的，本金10万元。

永同生银号，是与著名木材商永发顺的老板合资的，1934年开业，本金10万元。

日商天津取引所，是日本人岛德藏及静藤创办的，魏任华股代表董事。

在工商业方面，任丹华火柴公司董事、嘉瑞面粉公司董事长。

与他人合资创办北洋纱厂、裕元纱厂、同益兴棉纱庄、同泰兴棉纱庄、同信成棉纱庄等。

天津劝业场

在房地产方面，与井陉煤矿津保售煤处总经理高星桥等合资经营天津劝业场；与高星桥及聚立洋行买办宁采轩等合资经营义信房产公司，自建法租界出租楼房4所、宫北大街门面房5所、河北金家窑出租房多所、潘家楼农地8顷。除此以外，魏信臣还开办了一个行商分所。行商分所是由魏信臣、杜克臣等人倡议组建的。魏、杜系多年深交无论遇事协商或逢场作戏都在一起。他们不愿到妓院去吃喝玩乐，怕失“高等华人”的体统，而总想找个像宁波帮同文俱乐部那样的地方，在下班无应酬时到那里歇脚，既能纵情享乐也便于遇事协商，且可广通声气，抬高个人身价。

行商分所

1915年左右，由魏、杜和胡寿田等人垫款买到了芦庄子楼房1所，前门系日租界，后门即中国地界。楼下为客厅、饭厅、球房、账房，楼上为斗牌室、吸烟（鸦片）室，作为娱乐场所。他们摒弃俱乐部的名字不用，称为“行商分所”，借以表明这是行商公所的部分成员组建的。为了合法化，他们还分别在警察厅及日租界办了登记手续。其内部组织设有账房，还有厨师及勤杂工人。赌客在这儿赌钱输赢不须付现款，而是由专人代为记账，月终结清。每当华灯初上，赌客、球迷、瘾君子、嫖客便络绎前来，尽情寻欢作乐。

天津合组公库

天津银行业和钱业“合组公库”的成立，是对正金华账房的一次严重打击。1930年至1932年，国际性的经济恐慌促使中国农村经济加速崩溃，现金向城市集中，天津便成了华北现金的集中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之后，天津市的现金断绝了出路，现洋愈发充斥于市面。正金津行和花旗、汇丰、麦加利、汇理等外商银行及其华账房便乘机讹诈，一致拒收现洋，遂造成现洋贴水的反常现象，每万元须贴30元左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津的银行业公会与钱业公会于1932年10月14日组成了天津市银行业钱业公会合组公库（简称“合组公库”），代各银行收存现洋、现银并冲算换账。

从此，合组公库就取代了各外商银行华账房利用番纸、竖番纸为各银行号冲算换账的地位，而各银行号原在各外商银行华账房的浮存，也同时转到合组公库，使华账房业务遭到沉重的打击。正金津行华账房经此变化浮存顿减一半以上，历年来利用浮存贷出牟利的“无本生意”，至此黯然。

银元宝

1933年4月5日，南京政府宣布废两改元，所有银两筹码统按法定价格折合成银元，银元成了本位币。从此，正金华账房不但减少了银两存码，银两银元的买卖佣金也成了泡影。它的原寄库银7万两亦同时按法定价格折成1000余万元。这是对华账房的又一次打击。

南京政府发行的银元

正金华账房的会计是“一锅粥”式的，因华账房是魏信臣独资经营的,会计人员便将华账房的开支、各个家庭的日用、亲朋的借贷以及投资事业的盈亏，统统混在一起，弄得一塌糊涂。魏信臣树大招风，亲友常来告借他又喜欢充大，一语之合，成千上万便脱手给付与人，却多缺乏手续。纵有手续，也只是开立往来户，折子存于债务者手中，自己毫无把柄，以致落了许多呆账。他经营的谦益号大米庄，截至1921年，积欠华账房款项竟达34万余元，无法讨要。

正金华账房的人事制度，是“任人唯亲”，所有成员多为魏信臣的家族成员及其亲友，外人无从插足。华账房成立之初，魏信臣请来表弟李瑞卿管库，亏欠了逾万两银子。接着又以族弟魏效涵接替，结果亏欠更多。越是亲信，胆子越大，越发带头闹长支短欠，互相串通，各逞私图私利。

银行账房

1914年以前，正金华账房和魏的家庭开销尚不算大，但自1915至1931年间则逐渐庞大，每年各需2万余元。虽正金行方所给华账房的“贴费”已增至每月500两，但仍不敷应用。1932年以后，收人锐减而支出却是名目增多。每到阳历年，要向正金津行的日本人员分送礼物，并邀请全行人员及其脊属到魏家伙宴。日本人看到魏家的厅室陈设、园庭布置莫不刻意求精、于富丽堂皇之中还兼寓古色古香，名肴佳酿佐以象箸玉杯，便暗暗吃惊，实在是猜不透他们的这个买办究竟有多少钱。

帐房先生办公

魏信臣与宁星普交厚，每逢春节必亲至宁宅拜贺，并照例带银票1000两给宁家孩子们作压岁钱，直至宁星普亡故为止。魏信臣讲究美食，所以华账房伙食特别好，驰名于当时的银钱界,有“紫竹林小馆”之称。每日午餐照例有客饭一桌，酒肉朋友满座，多年如一日。正金华账房积年亏累，渐感银根吃紧。魏信臣一面分向亲友招揽存款,一面将法租界房契向花旗银行抵押借款以解燃眉之急。后来竟不得不虚报年终结账单，对外佯称小有进项，以蒙蔽一时。

大生银行

魏信臣陷于困境难以自拔，其胞弟魏浚泉（大生银行经理）便以手足之情出面解围。他先拨付了现金65万元为华账房支撑场面，然后施展偷天换日的手段，一方面由魏信臣向正金津行呈请以大生银行副理担任该行副买办以充实内部，另一方面则对外宣称由魏浚泉接办正金华账房，以新耳目而壮声势。

大生银行股票

接办那天，天津市各银行号经理大都亲自来道贺，并携来巨款“壮仓”。即银行同业向新开张的银行开户存款。当天就收进200余万元存款。正金华账房马上重整旗鼓，恢复了旧观。此后不久，一次，魏信臣因饮食过量，引起心脏病突发，1935年12月辞世，终年65岁。

其子魏伯刚生于1904年，是个独子，自幼多病。因父母的溺爱未入普通小学，只是在自己家的私塾中延师教读。他19岁时人大生银行当练习生直到27岁。由于叔父魏浚泉的教管，虽未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但过的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生活。后因病辞职料理家务。

1935年末，其父魏信臣突然逝世。此时，叔父魏浚泉突然听说有人想谋正金买办的职位，便坚决要魏伯刚继任买办，不能让他人把这个肥差抢走。他立即托其挚友朝鲜银行的买办赵幼田转请日本老牌特务野崎向正金津行经理探询对将来买办人选的意见，并相机推荐魏伯刚继承父业。

正金行方答应向总行请示，并透露总行已经决定赠发魏信臣的抚恤金。魏浚泉的算盘打得很精，他觉得，如果能承袭正金的买办，要比得到一笔优厚的抚恤金实惠得多，便又请野崎将正金的意思转达给行方。结果如愿以偿，魏伯刚当上了正金天津银行的买办。

但日方要求在魏信臣原有的保证金之外再增加保证金。后来，将魏家在法租界住宅的房地契交给行方作为质押，才正式接任了这个买办。魏伯刚接任买办后，即将华账房“信记”改为“浚记”，意在凭借叔父魏浚泉的招牌以壮声势。在叔父的指导下，开始着手整顿华账房。在经营方针上改取守势，人事上除了至亲厚友外，大都换为大生银行的人。以赵幼田之子赵景元为总账，仿照大生银行旧例，建立了新的规章制度，革除了长支短欠的陋规，从而稳定了局面，节省了开支。

1940年叔父魏浚泉逝世，给了魏伯刚以巨大的打击。以前他是坐享其成，现在却要独立门户了。魏浚泉无子，由他兼桃,一身承袭了父亲和叔叔的事业。他除了担任正金买办之外，还担任着大生银行董事兼总稽核、裕津银行董事和源丰永海味店的董事长等等职务。而自己体弱多病，阅历又浅，因此颇感吃力。在此情况下，他深深地感到不能好高骛远，但求保持现有地位就行了。华账房“浚记”代号已不便再用，干脆就采用了“正金银行华账房”名义，未再沿袭“某记”的做法。

天津交易所

1940年以后，华账房还有少量的浮存贷出，能勉强维持职工开支。而到了1942年，天津伪政权的伪联银成立了票据交换所，所有银钱业不得互有，须将所收票据一律派人到该所进行交换，然后开天津伪联银支票拨账。数十年来各银行号在华账房的浮存至此绝迹，华账房连点滴收人都没有了。

这时，伪联币贬值，物价上涨，职工生活成了华账房的突出问题。职工一再要求行方增加补贴费以解燃眉之急，但补贴费的增加，赶不上物价上涨，职工苦难日深。买办也落到“办而不买”的境地，就已无存在的必要。日方曾于1940年起每人每月按“公定价格”配售给职员两袋面粉，后以面粉供应不上为借口，改配棒子面，至于华账房的伙食则另外配售，但也是棒子面。昔日精馔美食的“紫竹林小馆”也改吃棒子面。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正金津行由南京政府财政部驻冀鲁热察财放金融特派员张果为指定中国银行副理蒋均如负责接收。所有华账房职工的发放遣散费，先期由正金津行拨交华账房转发。华账房职工中，仅有管库的陆续光一人由中国银行留用。

民国中国银行

1945年11月30日，魏伯刚接到中国银行通知：“自十二月一日起，毋庸到行办公。”自此，魏氏正金银行买办的身份画上了句号。而随着全国开始清查汉奸卖国贼，魏伯刚只得拿出家㡳到处打点关系，虽然未被惩处，但魏家家财散尽，从此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