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课本，大智慧

“小课本，大智慧”

-----中国课本博物馆参观记

文/于喜廷

2025年，儿童节后的第二天，与外甥一家四口（两名小学生）驱车到淄博市张店区参观“中国课本博物馆”。车驶近博物馆时，首先看到的是博物馆前面的书简广场。广场临近公路的一旁有一摞错落有致的书的雕塑，自上而下镌刻着“印象齐都：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公元前685年，齐桓公葵丘会盟；公元前515年孙子兵法，韬略纵横；公元前500年，晏婴相齐，以礼治国；公元前374年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徐州相王；公元前319年，蹴鞠兴盛，足球起源；2016年，印象齐都盛世开园。”另一旁的一块宣传牌上则镌刻着“读书是终身浪漫的开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当中还镶嵌着“诚、敬、礼、自信”几个字词，上面是两只飞翔的和平鸽。从广场南边向北望去，一座别具一格的建筑映入人们的视野，建筑主体是从春秋至今无数个不同形制的“齐”字制成的黄金麻瓷砖堆砌而成，中间大门上方是一本翻开的书籍的模型建筑结构，上书“中国课本博物馆”馆名。

当我迈进博物馆那庄重而典雅的大门时，一股现代与历史文化相融合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仿佛将我瞬间带入了一个充满智慧与启迪的世界。大厅从上而下的三层楼空间悬挂着汉字的偏旁部首，透过无穷韵味的竹简、体味秉承中华文明的点横竖撇捺，如同置身于一间惬意的书斋小屋。二楼回廊的栏杆下是与齐国有关的成语，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平易近人”“老马识途”“康庄大道”“事半功倍”等。一楼是文创产品超市，其中比较特别的是盲盒式的手提伴手礼，里面是手工童趣、竹简式弟子规等。博物馆分为三层，一层为大家境界美术馆，二层为体验式的课本博物馆，三层为齐文化创意体验中心。此次参观的重点是二层“中国课本博物馆”。据资料介绍，中国课本博物馆是世界首座以课本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中国最大、也是唯一的、以课本为主题的、巨大的文化历史之宝库，拥有30000册老课本藏书。“小课本，大智慧”是中国课本博物馆的灵魂。

二楼东厅大门旁立有书写“中国课本博物馆——我们是由课本塑造的”告示牌，上面一段文字概括了馆内展示内容“我们是由教科书塑造的，我们又是由教科书决定的。近代以来，从南洋公学编订的《蒙学课本》开始，童蒙们传颂千载的‘三百千千’一变而为充满自由与平等渴望的近代课本。我们无法切身体会与理解，当新式学堂里的朗朗读书声响起，那些仍在科举路上踽踽前行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身处时代潮流中的各方人士，并不知道一本小小的教科书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唯有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一百多年中国经过的坦途或坎坷，才会深切地明白教科书里浓缩了中国近代化之路的汗水和沧桑。从泛黄的页面到光滑的铜版纸，从竖排到横排，从繁体到简体，从黑白到彩色，小小的课本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她像从不走远的少年挚友，令人想，令人念，令人忆。”（在此说明，课本即教科书，教科书即课本，以下行文中“课本”与“教科书”混用）进入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毕昇活字印刷的展台。活字印刷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为中国文明乃至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看着巨大的展台里一个个复杂的反体字模，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四项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展厅的墙壁左右两边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内容就是《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流传几千年依然经久不衰的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格言镶嵌在一面墙的角落中。大厅墙边是“中国古代传统教材”展台：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代以前。西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教育进入“古典”时代，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大学》、《学记》、《劝学》、《弟子职》等教育专著。这些教育著作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基础。我国古代私塾的学生多为六岁启蒙，初读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教学内容以识字和教基本做人道理为主。陈列柜里有贾存仁修订的“360句1080个字”的《弟子规》，车万育作、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明清两代多人增补的集结格言和谚语的《增广贤文》，成书于南北朝、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明代程登吉著、清代邹圣脉补充的《幼学琼林》等。其中的《声律启蒙》，是古代教学童吟诗作对的启蒙读物。里面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等的应对，涉及大量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知识。学习声律启蒙能滋养国学之美。在古代课本展区，我被那些历经千年风雨依然保存完好的线装书深深吸引。这些课本虽然纸张泛黄、字迹模糊，但它们所蕴含的智慧与思想却依然熠熠生辉。我仔细观看，感受着古人对知识的渴求、对教育的尊重。那些古老课本里的文字，不仅记录了历史的变迁，更传递了先贤们的智慧与哲思。我仿佛能听到那朗朗的读书声，穿越千年的时空，回荡在我的耳畔，让我对古人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在书写“义学正坊”的牌坊后面，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武训塑像。武训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武训在58载的人生中，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他都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创办义学的传奇。20岁时走上行乞办学之路，行乞38年，建起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誉为“千古奇丐”。我对武训的认识和了解，还是在拨乱反正时期，对电影《武训传》的平反。《武训传》原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奋斗精神的正剧，根据某领导的意见，改“正剧”为“悲剧”，主题思想是武训为穷孩子们读书识字终身艰苦兴学，但“劳而无功”。1951年根据有关指示，展开对《武训传》的批判，当时认为，武训作为“义丐”典范，强调的是个人奋斗和慈善教育，“武训不足为训”，“乞讨办学”的方式是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改良主义，掩盖了阶级压迫的本质，否定革命暴力推翻旧秩序的必要性，“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当然，后来在讨论批判《武训传》问题时 有人指出：“根本不是要‘围着武训的死灵魂穷追猛打’，也不是‘小题大做’，‘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而是影片本身的‘原则性’的思想政治问题”，批判了《武训传》，更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上世纪80年代初纠正了对《武训传》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及武训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课本博物馆内分为“办新学”、“上学堂”、“大后方”、“新中国”、“公社好”、“数理化”、“学工农”、“拼高考”、“新世纪”、“新课本”十个板块，以场景重现的模式，展现了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开始到当代智能教学，各个历史阶段的学习场景和课本图书。展示了中国160多年间的课本发展史，在一件件实物中呈现，历史的厚重，先辈的认真读书、潜心求学的情形如在眼前，坐在有着粗糙课桌椅、简易黑板的教室，齐声朗读弟子规，更加体会到昔日求学的艰难与不易。

鸦片战争后，中国落后于世界大潮，无数仁人志士放眼世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洋务运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和新式教育被引进中国，西方近代科学新知识被大量翻译后进入以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山东登州文会馆等为代表的新式学堂，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萌芽。“教科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1877年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负责编撰历史、地理、伦理、算学、宗教等教科书，供教会学校及各地传教区私塾使用。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外院开始向西方学习，打破我国千百年来的课本传统，编纂的《蒙学课本》三册是近代中国最早正式出版的具有教科书体例雏形的自编教科书。戊戌变法时，梁启超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901年，清廷颁布《兴学诏书》，明令兴办学堂。1904年，清政府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拟定《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癸卯学制”，正式规定“须用官设编译局编撰，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若自编教科书，须呈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开启“国定教科书”与“部编教科书”互相博弈的曲折发展之路。以此为契机，商务印书馆在蔡元培等人筹划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新教科书，统称“最新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严格按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和学期制度成书，在版式上采用横式排版，在内容上引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开创中国学校通用教科书新纪元，商务印书馆也由此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近代课本展区展现了中国教育在近代变革中的风云变幻。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课本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多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而是涵盖了科学、民主、新思想等多个领域。我看到了一本本充满时代气息的课本，它们见证了中国教育从封建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这些课本不仅传授了知识，更激发了人们对新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嘛小二郎，骑马进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这首儿歌真实反映了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注重生活教育，注重国民意识的养成，语体文在教科书中出现，学科门类和课程体系丰富多样。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聘请当时文化名人为教科书进行创新编纂，不同格调的教科书陆续问世。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设立教科书编纂处，编辑国定教科书，编纂员编订了初小国文读本纲要和国民学校修身教科书共三册。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会议决定教育部自编统一教科书，教育部组建教科书编委会，特约专家编审教材。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全新“复兴教科书”，是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编辑校订人数最多、出版种类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经历课程标准最多的一套中小学教科书，被誉为“民国教科书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的山峰”。全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推行“四科教材统一”政策，规定“中小学及师范学校所用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颁发应用”，“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1943年，正中、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文通七大书局联合组成“国定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并发行国定教科书，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各学校一律采用国定本教科书。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提出尽快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除正规办学外，采取流动办学、边战边学、识字班、扫盲班等办学形式，提升根据地军民的文化水平，通过教科书宣传党的政策，号召抗战救国和发展生产。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中国教育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科书倍受重视。1949年10月，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上指出：“教科书要有国家办......”，向苏联学习，以苏联为师，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方针。1949年12月，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大家达成共识：建设新中国的教育，借助苏联的经验是一条有效的途径。1950—1953年，破旧立新，对旧教材进行审查和修订，剔除封建、买办、法西斯等思想内容，树立新的国家观、民族观和价值观。引入苏联的教材体系和编写模式，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教科书改革，1951年秋，全国各地用上了人教社出版的第一套教材。1954—1966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教科书改革，1956年全国开始使用十二年之中小学教科书。1958年，教育事业随着政治总路线开始“大跃进”，开展教育革命，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扫除青壮年文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开始反思“全盘苏化”，强调独立自主，教科书编写权力下放，全国自编教科书掀起高潮。如《农民识字课本》、中国农村妇女扫盲识字课本《让我们学习》、《扫盲常用一千五百生字表》等，都是时代的产物。1960年，反思教育“大跃进”，进行教育整顿，明确中小学教育的基础地位，重新修订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加强课程编写对政治、英语等教科书的规范，努力提高教科书质量。教科书百家争鸣，呈现多样化。1961年全国开始使用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1966—1976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三、第四次教科书改革，全面落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精神，学工学农学军课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方向，教材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正常的学科知识体系被破坏。十年动乱期间的教育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先是短暂的“停课闹革命”“砸烂旧课本”，毛主席著作成为基本教科书，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各年级学习“老三篇”等文章，32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成为学校正式教材。然后是“复课闹革命”，各地编写以毛泽东思想为统率的“红色教材”。我就是在这个期间的70年代初上的小学，隐约记得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1977—1988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五次教科书改革。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教科书主要还是各省自行编写。1978年秋季，新一套拨乱反正的教科书开始在全国供应，1982年秋季，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开始供应。1985—2000年实施义务教育后教材多元化，从“一纲一本”发展到“一纲多本”，同时编写了六三学制和五四学制两种教材。2001—2012年课程改革后教材进入繁盛和杂乱阶段，造成一代人之间没有共同记忆。2012—2019年根据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推行新一套中小学教材。2019年开始，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发挥统编教材对凝结民族情感、塑造爱国情怀的作用。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教材形式日益多样化，出现了电子教材、多媒体教材、智能化网络教材等。在展厅里还有一别出心裁的设计，是在一面墙上展示了收集到的部分从小学到大学的校徽“我的校徽：一枚枚小小的校徽，记录的是那些远去的校园时光，承载的是永不褪色的青葱记忆，深藏着的是校徽主人对母校的归属感和留恋之情，亲爱的朋友，您有属于自己的校徽记忆吗？” 现代课本展区是博物馆的璀璨明珠。这里的课本色彩斑斓、图文并茂，充满了童趣和创意。我翻阅着这些课本，感受到了现代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无论是语文课本中的优美篇章、数学课本中的奇妙公式，还是科学课本中的探索实验、艺术课本中的绚丽画作，都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这些课本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遇到来参观的中小学生络绎不绝，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们仔仔细细地观看着陈列柜里的一本本带有岁月痕迹的课本，坐在不同时期的教室里体味着课堂的气氛，盘坐在古老的课桌前跟着老师练习过去上课的礼仪。

这是一次穿越历史长河的教育之旅，一次近距离触摸文化脉络的珍贵体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课本作为知识传承与文化交流的桥梁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昔日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今天的《地理》《数学》《语文》，都静静地躺在这里，等待人们来回味。唤醒尘封记忆，穿越百年往事。中国课本博物馆以场景再现的形式，按照历史的脉络，展现从1862年到21世纪20年代的学习场景和课本图书，从古代启蒙教育到“办新学”的华夏文明；从“识字班”“拼高考”，到智能教育的时代巨擘。交织千万情愫，定格记忆春秋。宽敞的展厅内，从古代的竹简、线装书，到近现代的铅印本、油印本，再到现代的彩色教科书、电子课本，每一本都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教育理念、文化特色和社会风貌。让“昨日重现”，令今人穿越，体验极致文化与文明。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书卷之中，随着脚步的移动，逐渐融入中国课本的辉煌篇章。

除了课本本身，中国课本博物馆还展示了与课本相关的丰富文物和史料。古老的印刷机、手写教案、学生作业、教师用品等珍贵物品，它们见证了教育工作者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这些文物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课本背后的故事和意义。在参观过程中，我还特别留意了课本中的插图和封面设计。这些插图和封面不仅美观大方、富有艺术感，而且充满了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它们通过形象生动的方式，将课本中的知识内容呈现出来，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成长。我深深感受到了艺术与教育的完美结合，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些插图和封面设计不仅是我对课本的第一印象，更是我对相应时代文化风貌的直观感受。近年来出现的“毒教材”现象，值得全社会尤其是管理层的反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本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物品放置于此，好好珍藏。走进博物馆，让文化薪火相传，更将美带入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