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艺人自述：日军统治下，我被伪警察当街调戏，还被强迫唱荤段子

演员，在旧社会叫“艺人”。艺人的地位在社会最底层。那时把人分为“三流九等”，艺人属于第三流第九等。那时候曲艺艺人中流传着一句自嘲的话是：“笤帚疙瘩戴帽子，就能够欺侮咱们！”这的确是很形象的写照。那时的艺人，受官僚、豪绅、地痞、流氓和封建把头的经济压榨、财物掠夺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人身迫害也时有发生。

在抗日战争时的沦陷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艺人的苦难更多，境况更为悲惨。

我是1936年12岁时，随父亲从家乡蓟县到北平，在庆乐戏院正式登台演唱唐山大鼓的。在北平唱出了些名气，就来往于北平、天津演唱。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沦于敌手，我们就遭到比以前更为变本加厉的折磨。使我们这个家遭到最严重的打击，险些家破人亡，是在1941年下半年，这时已是日本侵华的中后期，日伪军、政、警、宪更加横行无忌，作恶多端。再加上伪币贬值、物价飞涨，黎民百姓啼饥号寒；流氓、歹徒不断增多；偷盗、抢劫、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的比比皆是。爱国志士，抗日英雄，则在明里暗里与日伪进行斗争。日伪政权自觉统治不稳，便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一方面大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一方面连连进行“治安强化运动”。无辜百姓为此更加遭殃！

那年7月，我们在天津觉得日子不好过了，又得知父亲在家里得了病，便决定返回北平。天津开到北平的火车，在前门箭楼东侧的东车站停下来。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离开时大不一样：眼前一派凄凉和紧张的气氛。车站外边密布粗糙的木棍和铁丝蒺藜编成的栅栏，排列着一堆堆满装渣土的麻袋，所有的玻璃窗上都贴着横七竖八的纸条。更加让人害怕的是：出站口那儿密密麻麻地站着日军、伪军和伪警察。有穿黄的，有穿黑的，有胳膊上带红箍的，有胳膊上带黄箍的。每个人都腰系皮带，皮带上别着手枪，虎视眈眈面对出站的人。这些人见箱子就翻，见包袱就解，见人就搜身。名义上是检查，看有没有走私的东西，实际上是乘机捞“外块”，或者调戏妇女。

凡是从站口经过的平民百姓都难幸免。其中不少人被推推搡搡、拳打脚踢。有的还被扣留下来，不准出站。如果是有权有势的，或者是有钱的人暗中塞给他们些“说儿”（即好处），他们立刻另换一副面孔，点头哈腰；至于箱子里有没有夹带，也就没人过问了。看到这种情况，还没到出站口，我身上就哆嗦了，真想找个空隙逃出去。可哪儿会有第二条通路！幸亏身旁还有我哥哥、嫂子，使我的胆子稍壮，心里稍踏实一些。

我们来到出站口，被这批军警拦住。一个警察指着弦子和鼓，厉声问：“这是什么？带这个干什么？”我哥哥回答：“我们是唱大鼓的，刚从外边回来。”这一句“唱大鼓”的，惊动了旁边的几个人，都向我们投来目光。一个看样子是当官的，走了过来，上下打量我们三个人，问：“谁是唱大鼓的？”我哥哥说：“我们都是。”

我哥哥的意思是别把我给单亮出来。可这么一说，把那家伙惹翻了：“胡说！就你这个德行样儿，也配唱大鼓！”说完，眼睛注意着我：“这个姑娘是吧？”随说伸手就往我脸上摸。我生气地把头扭了过去。这家伙又翻脸了！“嗬，臭唱大鼓的，装什么正经！”我哥哥赶紧递给他一支香烟，说：“长官，我们是因为家里有病人才从外边赶回来的。”又指了指我：“这是我妹妹，岁数小，不懂事，心里又着急，您高高手，放我们过去吧？”那家伙接过香烟，看看是好牌子的，态度稍微改了点儿，挥了挥手说：“先靠边儿等会儿！”旁边那几个伪警察也跟着说：“靠边等会儿、靠边儿等会儿！”我们只好跟先前那些被留下来的人站到一堆儿。

放行出站的人都走完了，那家伙又对被留下来的人一一做了处置，然后走到我的跟前，冷冷地说：“你们真是唱大鼓的！不是冒充啊！”我哥哥说：“哪儿敢冒充啊，刚才弦子和鼓，您不是都瞧见了吗？”“那好！”那家伙冲旁边那些伪军警一使眼色：“听见没有！他们真是唱大鼓的。这会儿没事儿，让他们唱几段，大伙儿开开心。”他这么一说，伪军、伪警察都过来了，把我们围在中间。只有日本鬼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站在远远的朝这边看着。

我心里恨透了这帮家伙，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就仿佛什么都没听见，没看见。我哥哥知道：今儿个不唱，定然出不了车站。就把弦子拿出来，把鼓支上。到我跟前说：“长官要听，你就唱一段吧！唱完了，咱们好走啊！”我哥哥自己找了个座儿，把弦子弹起来。我仍然固执着，不动地方，也不张嘴。

我哥哥又叫了我一声：“来，过来，唱吧！”那家伙瞧我不唱，冲我走来，我一躲身子躲开了。当时我也想到：不唱，一点儿台阶没有，真许离不了车站。就气哼哼地走近鼓架子，随说：“唱！”拿起鼓楗子，重重的在鼓上打了几下，没头没脑，从半腰里唱起了《杜十娘》里骂孙富那段。

我唱完了，我哥哥站起来，冲那帮人又点头，又哈腰，说：“您多包涵，家里真有病人⋯⋯”那家伙一挥手拦住他的话：“有病人，活该！唱这么几句就完了，搪账呢是怎么着！这就想走啊？没那么容易！乖乖的再来段儿‘荤’的。”那帮狗腿子也跟着说：“对，来段‘荤’的！”所谓“荤”的，就是低级的、黄色的。

我一听，心想：这不是存心挤对人吗！这么一想也忘了害怕，冲口而出：“我不会，唱不了！”没容那家伙说话，我哥哥赶紧为我遮掩，说：“长官，改天一定孝敬您几位。您瞧，时候不早了，您也该歇会儿啦！”那家伙大概是想杀鸡吓唬猴儿，伸出拳头，照我哥哥胸口“当”地打了一拳，说：“你甭来这一套。不唱，甭打算放你们走！”随之冲狗腿子们一摆头，“先把他们押起来！”我嫂子一看打了我哥哥，又听要把我们押起来，急了，跑到那家伙跟前，说：“长官，您听‘荤’的，我唱！”那家伙一瞧我嫂子满脸大烟气（因为她有吸鸦片烟的嗜好），哪能有好感，用手一推：“去、去、去！你唱，老子还不听呢！”

说来也巧，那家伙把我嫂子推出人群，又奔我来了，正这时候，从站里拥出一批下车的乘客，原来又一班列车进了站。伪军警们只得去执行他们的检查任务。那家伙也不敢再在我们身上耽搁，就跟狗腿子们说：“把他们看好，呆会儿再跟他们算帐！”说着奔了出站口。我嫂子乘着这个乱劲儿溜出出站口，一溜小跑，到前门附近的商店借了个电话，打给我们曲艺界“三大管事”。她想：这三个人都手眼通天，经常送往迎来，跟车站里的人熟，能说得进话去。只要有一位能接到电话，到这儿来一趟，就可以给我们解围。正巧大管事张三先生接了电话。

刚下火车这拨旅客走清之后，那家伙带着手底下的人又来跟我们纠缠。正在我们要吃大亏的当口，张三先生赶到了，找来车站上有头有脸的熟人，又报了我的名字。车站上这位和那家伙足一套近乎，又拉手、又点烟，说：“今儿个晚上（警察局）外五分局局长有个堂会，专点她的唐山大鼓。她是特为从天津赶回来的。”那家伙这才答应放我们出站。还不依不饶，冲我说：“你就是电台上的魏喜奎呀？我说这么大架子呢！我可不论这个。今儿个不冲这两位的面子，你不唱就是走不了！”我气得眼泪不住往下流，我哥哥又再三赔不是，张三先生也跟着“抹稀泥”。我们总算出了火车站，足足耽误了有仨钟头！

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天气还是酷暑难当，又赶上北平正闹“霍乱”病。当时大伙儿管这种病叫“虎来拉”。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流行病，患者死亡率极高。日本鬼子特别怕这种病，就实行一项紧急措施：不论哪家哪户，凡有得了这种病的，不容救治，立刻用大汽车拉到郊区，活活烧死。日本鬼子把死一个中国人只当是碾死一个蚂蚁。对一些由于饮食不调患了肠胃病的人，只要出现吐泻症状，也不问青红皂白，同样拉走烧掉。那时候三天两头有人来检查，病人很容易被发现。再者如果哪家得罪了人，又赶上家里有肠胃炎的病人，仇家就可能向官方报告，灾祸立时找上门来。因此哪家有得了这种病的人，全家人便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生怕一旦被日伪当局发现，这个病人的命就保不住了。

我父亲得的就是肠胃炎，所以全家人都很着急。不敢到大夫那儿去看病，也不敢跟外人说，更得躲着检查人，终日提心吊胆。本来我们回到阔别半年多的家里，合家团聚，应该人人高兴。现在却是大家脸上被一层浓重的愁云笼罩，不见一丝笑容，心里的欢快，也被紧张和忧虑冲得一干二净。

当天在火车站上，张三先生说的堂会，还真的实有其事。只不过原本安排的并没有我。既然见到我，我在北平又还算有名气的演员，我的唐山大鼓还是冷门，独此一份儿，也就把我加了进去。我们没在家里呆多长时间，张三先生就来邀我们去赶这个堂会。刚下火车立刻有生意，能够马上挣到钱，本来是件大好事。没想到那天堂会直到半夜才散，又是露天演出，我哥哥想着在车站上受的委屈、挨的打，满腔怒火，憋在心里，连演出劳乏，带夜归受了风寒，回家之后，就发起高烧来，第二天竟然起不来床了。他得了夹气伤寒，这是很不易治、不易好的病。急得我母亲出来进去嘟囔：“这可真是黄鼠狼单咬病鸭子！”父亲则是说：“这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该着咱们家倒霉，想法儿渡过难关就是啦！”

我的唐山大鼓，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够弹弦伴奏。他不能给我伴奏，我就没法出去唱。我们一家子全靠着我一个人挣钱维持生活。我不唱，钱从哪儿来？母亲又急得连三并四叨唠：“这可是天要绝人哪！一家大小得吃得喝，还得想法抓药，给老的小的治病，样样都得钱！可教我上哪儿弄钱去！”这的确是实话。我不能唱，是我哥哥以往的私心造成的。前些年我学唐山大鼓，成为北平曲艺界里的独此一家。我哥哥把弹弦的活儿拢过去，不许传给别人。到如今他一病不起，想再找个人替他，是绝对找不到的了。找个人现学，即使有弹弦的基础，没有仨月俩月学不成，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那时候作艺的全指着每天两工（班）、三工（班）赶场挣钱，谁能有这个闲工夫，谁能愿意学这个冷门呢！

不能眼看着面临绝境、家破人亡。我跟我父亲商量，说：“这几年我学的样数多，梅花、京韵、乐亭，这几种大鼓全能唱，单弦、河南坠子我也会，甚至莲花落我也拿得起来，是不是托人找找园子，我先唱唱这些？唱这些，伴奏的就好找了。”父亲连连摆手，说：“你不能改唱别的。你的唐山大鼓已经在北平、天津挂了号，谁都知道你是唱唐山大鼓的。眼下你改唱别的，园子不一定接你；就说园子接了你，听众不一定买你的帐。你不但唱不长，反而有碍今后。你如果这些唱不红，往后返回头来再唱唐山大鼓，听众的劲儿可就不一样了。

再找回你现在的名望；还得费不少劲儿！”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张三先生出了主意，跟我父亲说：“我看是不是先让大侄女走走堂会？堂会不同卖座的园子，听的主儿都是到办堂会的人家儿做客的，演的主儿唱什么都没关系。这么着先挣着钱，养着家。等她哥哥病好了，再上园子，还是打出招牌唱唐山大鼓。”父亲觉着这倒是个办法，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了张三先生的意见，说：“那就求您给办办，解我们燃眉之急吧！”这样我们才有了一线生路，渡过了家破人亡的难关。

抗日战争胜利了，北平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直到现在，每当想起日伪统治时期，这段往事都立刻涌上心头，仍然后怕，仍然痛恨日本侵略者，心情不减于几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