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林文昕：帝国的权力结构与知识遗忘

近代帝国扩张伴随着知识生产和学术交流，尤其以“辉格史观”为代表的英帝国知识建构，近年来逐渐深入人心。但沙俄是以何种知识形态、取舍，来完成帝国主义的文化构建，尤其是它自居西方与东方的交汇点，自觉充当有关东方知识的中介，有时甚至为西方提供自己的见解，导致这个过程要比西欧世界更为复杂。伴随在沙皇周围的有翻译、文员、哥萨克骑兵甚至佛教喇嘛，格里戈里·阿菲诺格诺夫的著作《间谍和学者：中国秘密和俄罗斯帝国对世界力量的追求》就是这样一本围绕知识生产、间谍活动和学术交流而展开的历史重构。本文为该书的评论。

帝国的权力结构与知识遗忘

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想象，在耶稣会传教士向西方世界输送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知识之后，自认为是欧洲一部分的俄国，同样向东方投来热切的目光。一七一五年，俄国在北京设立了东正教传教团以直接获取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驻京传教士记录清帝国的社会风貌，将见闻带回俄国，撰写报告，丰富俄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这一时期，权力如何塑造知识？格里戈里 · 阿菲诺格诺夫的著作《间谍和学者：中国秘密和俄罗斯帝国对世界力量的追求》着眼于这一问题。该书并不满足于西方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传统解释，虽承认早期的范式通过政治或军事扩张的视角，描绘出一幅鲜明的文明二元对立 （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 图景，但阿菲诺格诺夫通过知识生产、间谍活动和学术交流的历史重构，强调知识基础设施而非蛮力才是帝国野心的核心要素。

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知识自西向东单向流动。该书颠覆了这一点，证明俄国经常充当有关东方知识的中介，有时甚至为西方提供自己的见解。这个过程相当复杂，除了沙皇及其近臣们，还有许多微末而鲜活的代理人 —— 翻译、文员、哥萨克骑兵，甚至佛教喇嘛。借助这些参与者的身影，研究帝国政策不再仅限于自上而下，而是可以采取更分散的形式，其中，该书便聚焦了两位先锋俄国汉学家 —— 伊拉里翁 · 罗索欣和阿列克谢 · 列昂季耶夫来揭示，权力如何决定哪些知识贡献被铭记、哪些被遗忘。

十八世纪俄国传教团的使命，从一开始便烙着帝国的钢印。这与利玛窦在十六世纪末将《坤舆万国全图》献给万历皇帝的目的大不相同。一七二九年冬天，罗索欣随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前往清帝国的首都。彼时的北京等级森严，传教士们的行动受到严格监视，而高墙之外的城市又充满了学术探索的可能。东正教传教团名义上是宗教交流的桥梁，但实际上，它肩负着更为隐秘的使命 —— 探知这个陌生而庞大东方帝国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情况。相较而言，利玛窦这位耶稣会士以 “ 西儒 ” 身份游走于明朝士大夫之间，用天文历算和钟表机械换取学术对话的资格，对他而言，知识是双向流动的媒介：他既向欧洲传递 “ 四书 ” 译本，也向中国引入托勒密宇宙观。这种 “ 学术外交 ” 受罗马教廷约束，却仍保有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但是，俄国传教士们并非以纯粹的文化对话者的身份进入中国，而是作为扩张的探路者，在帝国视角下书写关于东方的知识。帝国不仅在寻找上帝，也在寻找地缘政治的突破口。

铜版画《哥萨克》（1839年西班牙环球全景版），勒迈特、韦尔尼耶与马松依据让-马里·肖潘的《俄罗斯全史》插图本摹刻。哥萨克骑兵在西伯利亚等地承担军事征服、地理探索与殖民管理等功能，两百多年间协助帝俄扩张征服大片领土

此外，到十八世纪，欧洲诸 “ 开明专制 ” 君主已粉墨登场，一些帝国精英试图将中国树为范例，以证明专制制度在开明统治者手中亦可高效有序，俄国最为积极。一七五七年，参政院委派罗索欣和同事翻译清朝官方正史，成果最终出版达十六卷之巨。不久之后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下令翻译清朝法律典籍，包括大清律例和数卷法规汇编。这些异国典章被用来作为俄国统治者镜鉴自照的工具 —— 皇帝之权威、官僚之等级、统治之正当，通过对异域政治文化的诠释，获得了一种合法化的佐证。撇开政治动机不论，这些译著本身也彰显了彼时俄国汉学研究水准之高，以及俄国社会对中国饱含真诚的兴趣。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欧洲，西欧各国仅出版过一部中文典籍的对照译本，相较之下俄国学者的成果尤显突出。

一七二九年，十二岁的罗索欣随教团远赴北京，归国后于一七四一年被圣彼得堡科学院聘为汉、满文翻译官和教师，由此成为俄国史上第一位专职研究中国的学者和译者。在其后的二十年中，罗索欣埋首译介和研究，搜集了数量可观的语言、地理、法律、历史等各类典籍，包括数十种珍贵满文文献，甚至有《吃螃蟹》这类反映满汉关系的通俗歌谣，以及名为《中国秘诀》的日用类书等，连同其他传教士带回的藏书一起，构成了当时欧洲最丰富的清代文献收藏之一。

罗索欣多次试图将自己译注的中国知识公之于世，却屡受阻碍。一七四七年，罗索欣完成了一部题为《潘氏总论》 （即元初宋遗民潘荣的《通鉴总论》） 的史书译稿，作为首部中国史俄译本 —— 满怀期待地向科学院呈交报告，认为这部著作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可读性最强，请求 “ 为了俄罗斯祖国的利益 ” 出版。然而院方的回复却是冷淡的 “ 有待进一步考虑 ” 。类似的情形反复上演：罗索欣也曾编纂一部清帝国全境地图集，自信其对地名的音译准确和完备 “ 胜过任何其他欧洲语言绘制的清朝地图 ” ，科学院书记约翰 · 舒马赫起初下令付诸实施，可也无疾而终。又一次，罗索欣提交自己的《中国可汗康熙征服卡尔坎和埃勒泰人的历史》四十八册手稿请求出版，是他花费五年心血整理的成果，也被束之高阁。罗索欣一生翻译了数十部作品，只有《八旗通志》和《异域录》在其去世后得以出版。

帝国对罗索欣的译者辅助性角色定位难以改变，他工作上隶属那些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例如历史学家格哈德 · 弗里德里希 · 穆勒是他的上司，穆勒深知罗索欣之博学多识，却并未让他获得平等的话语权。罗索欣承担了繁重的翻译和情报整理任务：尽职尽责地向穆勒等人回答涉及清廷耶稣会士在宫廷服务的性质、藏传佛教信仰细节等问题。然而，每当罗索欣试图跳出既定职责，直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呈递给上级时，都招致不满，穆勒曾为此正式向科学院抗议。虽然他们在私下场合，承认罗索欣是 “ 最有经验的译者 ” ，其翻译他们的文献 “ 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成就 ” ，但这些赞誉并未改变罗索欣在科学院中受制于人的地位。穆勒在撰写《西伯利亚史》时，广泛使用了罗索欣的调查资料，却在最终的出版物中只字不提其贡献；后者辛苦收集的民间记载和满、汉翻译成果，被巧妙地嵌入穆勒的叙述之中，成为帝国官学权威的佐证；一七五六年出使清朝的俄国外交官瓦西里 · 布拉季谢夫 （ Vasily Bratyshev ） 的札记，也借用了罗索欣的研究加上自己的注释；历史学家约翰 · 费舍尔 （ Johann Fischer ） 的《中国皇帝头衔》一文广受赞誉，被帝国上层视为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权威文献，但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阿尔巴津人在北京的生活、耶稣会士在清廷服务的性质，以及佛教信仰等细节 —— 这些今天看来至关重要的实地调查资料，几乎全部依赖于罗索欣的收集和翻译。一七五七年，罗索欣请求晋升，在呈请中引述了教授们对自己的赞美之词，却被科学院否定。这位通晓清言清事的译者始终只是可供驱策的工具，而非独当一面的学者，他的汉学知识似乎只能供权力者内部参考，无法真正融入公共的学术殿堂。

罗索欣的个人际遇也折射出俄帝国十八世纪知识管理机制的弊端。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各行政机构逐渐建立档案制度，区分日常办公档案与历史档案，并定期参考旧档以资政务。但涉及中国的情报与译稿一直缺乏统一的归档与整合。清代文献的译本和报告分散存放于不同部门，彼此之间缺乏沟通渠道。外交部门并不十分清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哪些汉、满译稿，而边疆机构对中央掌握了哪些清朝典章资料也不是了如指掌。这种各自为政的格局，使得信息交流变得困难而低效：官僚体系中的平行机构彼此隔膜，甚至互不知情，有如典型的 “ 部门藩篱 ” 。十九世纪时，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与东西伯利亚边疆管理局之间就因中国情报的管辖权爆发过激烈的斗争。在这种背景下，知识的断层与遗失几乎不可避免，机构之间反复出现遗忘和丢失的场景，一些重要信息或被有意屏蔽，或者在漫长的传递中湮灭无闻。罗索欣提交的秘密文档被搁置在混乱的档案馆中，连唯一目标受众——官僚们，都忘记它们的存在，以致后来者在起草外交文件时，甚至不曾参考他已经完成的译稿。就这样，罗索欣逐渐被遗忘，仅有翻译《康熙地图集》的成果被用于哥萨克骑兵东征并获得俄国政府的嘉奖，得授准尉军衔以表彰 “ 实用的学术 ” 。

帝国对知识有选择，将涉华知识划分为 “ 情报知识 ” 和 “ 学术知识 ” ，前者属于秘密的，由外交部门管理，后者则属于公开的，主要由科学院来创造。在汉学领域，对情报知识和学术知识的分类并不通过灵感和内容，而是依据其受众和创作环境。十八世纪的俄国对情报知识的需求远远大于学术知识，往往是不对外公开、受众仅限相关官僚的内部文件。在这种结构性要求下，罗索欣等人生产的学术知识也包含了情报性质。到十九世纪俄国汉学体系的学科化重构的时候，罗索欣便由于其辅助性、半公开半情报性的知识，更加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彼时的圣彼得堡更倾向于塑造比丘林等学者作为 “ 现代汉学奠基人 ” 。这一过程也与学术体制的权力逻辑密切相关—— 知识生产必须在国家利益框架内进行筛选，东方学不再仅仅是研究 “ 东方 ” ，而是一种塑造帝国身份的工具。俄国汉学被整合为欧洲东方学的一部分，其研究目标也随之转向更系统、更符合欧洲学术规范的方向，由知名学者通过出版物、学术辩论和学会来呈现。罗索欣的研究成果未能直接服务于帝国的文化塑造，最终在官方叙事中被淡化。

在罗索欣学术生涯后期，年轻同行阿列克谢 · 列昂季耶夫的出现为俄国汉学注入新的希望。一七五六年，最后一批由北京返回的俄国商队带回一套十六卷本《八旗通志》，这是一部关于清朝八旗制度的专业史料，多为枯燥、艰深的制度史内容，并非他们期待的、传说中的 “ 中国全史 ” ，但罗索欣强调其中 “ 俄国乃至整个学术世界都亟须了解 ” 的部分，说服参政院资助全文翻译。参政院同意拨款，将这项译事交由科学院主持鉴定和实施，开启了规模空前的满文翻译工程，罗索欣也借机争取到列昂季耶夫前来助阵。两人朝夕伏案，一七六二年列昂季耶夫向参政院宣告译事大功告成，参政院随即下令 “ 尽快付印 ” 。然而，科学院内部对于译稿取舍和学术规范的问题产生争执，使得出版计划一拖再拖，直到一七八四年，这部译著才终于面世，此时距译成已有二十余年。罗索欣未及亲眼看到这一成果便溘然长逝，他本人只在诺维科夫编纂的学者名录中得到了寥寥数行的提及，名字甚至被讹记为 “ 伊万 ” 。

《八旗通志》，1799年译本，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ИКСА РАН）图书书目部

列昂季耶夫可谓幸运得多，他在十八世纪后期所翻译出版的中国典籍数量之多、传播范围之广，在俄国汉学史上极为罕见。一七七二年，列昂季耶夫出版了文集《中国思想》，系统介绍儒家治国理念，深受读者欢迎，不仅在俄国再版两次，还在一七七八和一八〇七年分别被译成德文和法文。一七七八年，他翻译出版了清朝官方编纂的儒家伦理读本《圣谕广训》，引起学界瞩目，成功地将中国思想典籍介绍给了欧洲读者，架起了一座沟通东方思想与西方启蒙之间的桥梁。

列昂季耶夫译介事业的成功与他对权力生态的敏锐把握密不可分。他同样出身于北京传教团体系，却更加善于在官方支持下开展工作，能够在 “ 俄国官僚机构的荒野 ” 中开拓，争取到皇室和政府的赞助，并选择将精力更多投入中国哲学、法律而非史学作品的翻译。他将自己著名的清律译本呈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称此书乃奉 “ 陛下恩典 ” 而译，并谦称自己为 “ 陛下最恭顺、最尊贵的仆人 ” 。这是列昂季耶夫对权力诉求的准确回应：女皇期待从中华法典中汲取治国之道，译者则以赤忱之心奉上远东智慧的结晶。由于他迎合了统治者塑造 “ 开明君主 ” 形象的需要，译作在宫廷和学界都得到了青睐，除了官方层面的支持，也契合了启蒙时代俄国知识界对儒家思想的兴趣，他们阅读了列昂季耶夫的译作，从中体会到对于俄国政治的影射和规劝之意。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些儒家经典的译文在客观上对沙皇政治产生了劝谏作用，或许并非列昂季耶夫的本意，而是被诺维科夫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有意利用，来含蓄地批评俄国现政。无论如何，列昂季耶夫比罗索欣幸运，后者曾 “ 为建立良好的政府秩序 ” 而译《中国历史简编》，能让十八世纪俄国的颛顸官僚稍加周全否？

列昂季耶夫的译介已然融入了十八世纪后期俄国的思想漩涡：一方面为帝国辩护开明专制提供论据，另一方面也被改革呼声借题发挥。这正体现了知识与权力复杂的互动 —— 同一部文本，在不同读者手中可以服务于截然相反的政治目的。即便成功，他的知识生产也深深打上了权力话语的烙印：其与俄国精英尤其是统治者的利益挂钩，包括《中国思想》在内的作品契合统治需求，以儒家伦理为统治提供正当性。然而，这种妥协也有代价。他的知识贡献刻下了权力博弈的印记。此外，列昂季耶夫的教会教育背景和西方观念也参与重塑了儒家思想的面貌。他早年接受的是斯拉夫 - 希腊 - 拉丁学院的神学教育，又熟悉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那种以传扬《圣经》为指归的汉学研究风气。因此，他对儒家思想的诠释借用了基督教概念，将中国哲学置于与基督教教义对比参照的框架中，赋予了新的诠释，这也是权力对知识的隐性影响之一。

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两人不同的轨迹揭示了权力结构的双面性：既能压制，也能促进知识生产。罗索欣的边缘化凸显了官僚层级下学术工作的脆弱性，学术价值常被政治操弄掩盖。而列昂季耶夫的成功则显示政治挂钩能放大影响，但可能扭曲真相。他们的故事共同揭示一个真理：知识生产从不中立，亦非凭空，它总是受时代权力动态塑造。由于俄国本土的生产未能进入公共讨论，精英阶层对 “ 中国 ” 的认知仍依赖西方传来的知识。俄国的知识有自己的命运：有的被奉为圭臬、广为传颂，有的则被束之高阁、渐渐遗忘。

学术并非一座孤岛，它与周遭的权力结构水乳交融、相互塑造。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的命运离不开制度环境的庇护或限制。当年圣彼得堡的沙龙里，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孟德斯鸠、伏尔泰笔下的中国，以及耶稣会士寄来的书信，而非俄国本土汉学家罗索欣可能写出的任何文字。这并非因为学识不够精彩，而是帝国译者得到培养，知识管理部门却并不期待他成为独立的知识精英。一方面，帝国的政治诉求激发了对中国典章制度之学的翻译热情，资助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深入研习东方学问，为俄国积累了宝贵的汉学财富。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个权力结构，将他们束缚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中：罗索欣终其一生未被允准独立发声，其部分成果甚至湮没于体制的遗忘之河；列昂季耶夫虽然著作等身，却也时时调整步调以适应权力的节拍，其诠释中国思想的方式深受自身所处观念体系的影响。在帝国时代，知识人很难逃脱权力的阴影——他们的贡献是否被认可，往往取决于是否契合权力的需要；他们的名字能否流传后世，则取决于权力机构能否有效地记录和传承这些知识。

审视这一段往事，权力对知识生产、流通的选择与塑造，并非俄帝国所独有，而是人类文明中反复上演的主题。正是在这样的兴衰际会中，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的身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被历史遗忘又重新发现的名字。重新翻阅十八世纪那些泛黄的俄文译稿，在尘封的档案中寻觅罗索欣与列昂季耶夫的足迹，正是在为他们的知识遗产重赋新的生命，也可以从中理解帝国权力如何引导并限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也更理解了学术需要怎样的制度土壤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对于治史者而言，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往昔的回顾，更蕴含着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深沉省思。知识如何避免被遗忘的命运，真正成为文明长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