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蚕事（上）| 诸暨一些事 45

文 | 老徐的胖天道地

蚕，拉丁学名Bombyx mori，别称蚕宝宝,是蚕蛾的幼虫，丝绸原料的主要来源，在人类经济生活及文化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蚕，原产中国北部，分两大类，一种山蚕，也叫祚蚕，以祚树叶为生；另一种家蚕，也叫桑蚕，以桑叶为生。养蚕和利用蚕丝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已有记载，至少在30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人工养蚕。

白胖胖的蚕宝宝惹人喜爱，不仅仅是它洁白干净，更重要的是它能将桑叶转化为洁白的蚕丝。养蚕人喜欢多养雄蚕，是因为雄蚕比雌蚕产丝量多，而消耗的桑叶又比雌蚕少。蚕的一生经过蚕卵----蚁蚕----熟蚕----蚕茧----蚕蛾，共五十多天的时间。

刚从卵中孵化出来的蚕宝宝黑黑的像蚂蚁，被称为"蚁蚕"，身上长满细毛，约两天后毛即不明显了。蚁蚕出壳后约40分钟即有食欲，就要开始喂养了。蚕宝宝以桑叶为生，不断吃桑叶后身体便成白色，一段时间后它便开始脱皮。

脱皮时约有一天的时间如睡眠般的不吃也不动，这叫“休眠”。

经过一次脱皮后，就是二龄幼虫。

蚕脱一次皮就算增加一岁，幼虫共要脱皮四次，成为五龄幼虫，再吃桑叶8天成为熟蚕，开始吐丝结茧，大约需二天二夜的时间，才能结成一个茧，蚕茧的丝长可达1.5公里。茧丝是丝绸原料的主要来源。

诸暨境内蚕桑业历史悠久。史载春秋越国时，苎萝山下栽有成片桑林，蚕桑已成为农业主产，《吴越春秋》有“一男不耕有受其饥，一女不桑有受其寒”之说。

其时，越王勾践接受大臣文种、范蠡之谋，将“省赋敛”、“劝农桑”作为复国图强之策。自秦置县后，诸暨历为浙江蚕丝重点产区。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三国•魏（220~265）时，诸暨出产“御丝”“冠于七邑”，曹丕称帝后，孙权所贡丝织品，大都取自浙东诸暨。唐代，浙江蚕丝业重心仍在越州，并是南方丝织业的中心，诸暨位列其中，当时称“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

南宋时期 (1127~1279)，诸山出桑，有“桑之奇，号为第一”之誉。清朝同治年间（1862~ 1875)，境内蚕农有一年饲蚕五期者，有“四月为蚕忙，育蚕之家各闭户，亲邻不轻出，官府亦暂为停讼”之说。其时，有“绍属向，惟诸暨出丝独多”之赞。

民国初年，诸暨枫桥洄村的瑞麟公长子周志墳迫于生计，带上弟弟志焯举家搬迁至嘉兴，勤奋务实，经过多年的努力，周氏在嘉兴王店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蚕桑养殖，并拥有了百亩桑地良田。沿用绍兴酿制女儿红酒的风俗，周志墳独创了“女儿红嫁妆蚕丝被”。在女儿成年后，从每年春蚕中，精心挑选出双宫茧，采用手工剥丝，并把每年的蚕丝储存起来，等到女儿出嫁时，再把所有的蚕丝做成蚕丝被作为嫁妆送给女儿，当地农家纷纷仿效。此举不仅让诸暨蚕业饮誉杭嘉湖地区，而且也大大地推动了该地区蚕桑业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25年（1936)，诸暨境内有桑园9.40万亩，养蚕农户 7.4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5%，年养蚕种 28.66万张，产茧2971吨，为历史记载之最。嗣后，日军入侵，蚕业惨遭破坏，至1949年，境内仅余3.00万亩桑园，年养蚕3.03万张，产茧405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列蚕桑为农业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多方扶持，使蚕桑业很快得以恢复。1956 年，全境有桑园4.30万亩，年养蚕种5.00万张，产茧1204 吨，为浙江省钱塘江以南产茧最多的县。

70、80年代，根据境内农业资源和经济发展的特点，诸暨市进行蚕区布局调整，压缩中、北部湖畈地区桑园，扩大东南和西部丘陵地区种植面积。

同时，培育和引进优良桑树品种的种植，保障蚕食供应，当时的桐乡青、荷叶白、团头荷叶白、湖桑 197、璜桑14号等当家桑树品种达20多种，其中，璜桑14号系璜山区农技站蚕业干部张朝骥于1970年从当地实生桑中选育而成。

1986年，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对其进行浙江省桑品种区域性鉴定，确认该品种抗旱耐瘠，适应性强，为高产桑树良种，全省均可种植，特别适宜丘陵缓坡地栽种推广。1989年，全国桑品种审定委员会对璜桑14号进行桑树品种国家审定，认定璜桑14号主要经济性状符合国家审定标准，可供长江流域及气候条件与原产地相似地区试种、推广。

1996年，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丝绸总公司，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管理并出台扶持优惠政策：免征蚕茧特产税，减征60％蚕改费，困难农户减半预交蚕种款。至90年代，诸暨蚕业已在全境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出口创汇的强项。

因为种桑养蚕是旧时诸暨农村的一项重要农副业，也是农民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农人养蚕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于是，乡中有俗语：“一百日大麦勿种——懒汉；一个月龙蚕勿饲——懒妇”。可见诸暨农村对养蚕的重视程度。

但养蚕是桩既劳累辛苦又有些风险的生产劳动。养蚕妇在饲养过程中不能睡上一个囫囵觉，若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倒蚕”而前功尽弃，正因为蚕宝宝的“娇气”，再加上旧时缺少养蚕的科学知识，因此，旧时养蚕就比其他生产劳动有更多的习俗和禁忌。解放后，许多养蚕科学知识得到普及，蚕农们也知道旧时的许多习俗不一定有科学道理，但这些习俗依旧在养蚕农家流行。如拔"蚕花"“蚕花火”“蚕花米”“踢蚕花”等等。

《光绪诸暨县志•风俗志》卷记载：暨俗有龙灯……养蚕者每于桥灯过处，暗拔龙须，谓之“拔蚕花”。……每岁元夕，堕民以鼓吹遍贺农家，谓之“闹元宵”，妇女以糯谷爆于釜，名曰：“孛罗花”，俗谓之“蒡花，供灶神，以占蚕事，翻白多者吉”。旧时农家在养蚕几个月前就开始有意识地准备了。在大年三十夜，会择取大木红炭数枚，埋于铜火熜内，到第二天新春初一不灭，此俗称“蚕花火”。

元宵节时，诸暨乡村向来有舞龙习俗。在广场舞龙之时，龙灯上偶有“龙须”、“龙鳞”等纸片抖落，围观姑娘、媳妇、婆妈往往拥挤争抢，这就是所谓的“抢蚕花”。在马剑一带，龙灯巡行时，各村厅堂均设香案，养蚕人家作“蚕茧果”以祭，俗称“龙王斋”。祭时锣鼓喧天，鞭炮、火铳齐鸣，舞龙者在露天广撒茶叶米，男女老少用衣巾布帛争相接取，谓之“抢蚕花米”。

江藻、湄池一带，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三，许多村庄均要举行“踢蚕花”庙会，这一天，养蚕妇女集中于祠堂，摆上供品，点燃香烛，又用小篾爿包以彩纸作蚕状，称为“蚕花”。祭后均各自带回家中，这些象征性的“蚕花”求来之后，有的放置在灶君前，有的放在蚕匾上，也有的贴在蚕房墙上，皆为祈求当年养蚕顺利，蚕壮茧大。在草塔杨家楼的“天元塔”内，绘有"蚕太婆"神像，为"蚕花十二分"之神灵。每逢蚕期，附蚕妇登塔插香点烛，祈求"蚕花"兴旺。

春日暖暖，桑枝抽出嫩叶，养蚕季节来临，婆嫂姑媳都忙碌起来，在整个饲养过程中，更有许多习俗与禁忌。

蚕刚从卵中孵化出来时称“乌毛蚕”。蚕一生要眠四次，而诸暨俗称为“幼”。每次眠分别称幼一、幼二、幼三、幼大。第四次眠，不能叫“幼四”，因为“四”与“死”同音，是忌讳数。

蚕房内的忌讳更多。蚕在匾上蠕动吃桑叶，不能叫“爬”，要呼“行”。蚕房内禁呼“蛇、鼠”。到过产妇房中的人称“落暗房”，也是不准进蚕房的。养蚕者须衣着整洁，不可涂脂抹粉，不可吃大蒜、酒类及异味食物，不可敲击门窗，高声喧哗，避免惊吓蚕宝宝。

蚕老之后，就要上簇作茧，俗称“上山”，养蚕妇用夹筛把蚕担到蚕山上，过露天要用笠帽盖住，不可使蚕宝宝受惊。上山后，在门边放上铁器和镜子，据说能驱邪防雷。

如今，随着养蚕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有些习俗己经摒弃了，而有些禁忌和忌讳，明知道不符科学道理，但为了满足某些心理愿望，在民间仍有人们在照前辈传下来的习俗去做。只是现在已经不太见得到养蚕人家了。

近日，读到了黄仕忠先生的《家乡的年》，里面有段文字记录了其母亲动情的回忆：互助组刚成立那会儿，我家要看十几张蚕纸（细细的蚕卵粘满一尺见方的皮纸，为“一张”），春夏时忙得不可开交。我小时候已经是人民公社，田地都归生产队，队里每年要看上百张蚕纸，分为春蚕、秋蚕、晚秋蚕三季，蚕房里总是热闹非凡。

春蚕最多，也最忙。刚从蚕纸上孵出的乌毛蚕，细如毛发，须切嫩桑饲之，之后渐长，停食蜕皮，其状如眠，也称“一眠”。凡经四眠，蚕就长到了手指般粗细，吃得欢快，其声沙沙，像阵阵细雨洗刷瓦棱，妇女们剪枝以饲，手脚不停，似乎也赶不及群蚕的嘴巴。

蚕老了，就上“蚕山”。这蚕山是用陈稻草或麦草切成一尺多长，折叠成三角形，像张开许多只脚的蜘蛛，密密麻麻，布满了二楼房间的隔板。“上山”多日后，蚕虫吐丝成茧，满山雪白的茧，惹人喜欢。摘茧时，将那洁白的茧子，轻轻从蚕山上扯下，犹带着丝丝牵挂，十分新奇。

字里行间，充满了母亲对过去养蚕生活的深深情结和怀念。

【来自：老徐的胖天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