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争的总根在甲午！甲午之殇：败的不是清军，是烂到根的腐朽

一说起1894年那场甲午战争，心里头就堵得慌，我们总觉得是邓世昌太悲壮，北洋水师没打过，或者就是武器不如人，可真把那段历史翻出来仔细瞅瞅，才发现把“大清”这艘大船弄沉的，不光是日本联合舰队的炮，更是早就烂到骨子里的那种东西。

那会儿的日本，从天皇到老百姓，都跟卯足了劲似的，明治天皇自己从腰包里掏钱建海军，皇后贵族们把首饰都捐了，当官的主动减薪水，整个国家都把宝押在了军事上，建立了一套特别能来钱的体系，再看咱们大清，上头的人还做着“天朝上国”的梦，对家门口的危险一点感觉都没有。

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影子，虽然说直接挪用海军军费这事儿说得简单了点，可实际上，那些本该拿来造军舰、买炮弹的钱，七拐八绕都进了那个豪华园子，海军衙门自己也是一笔糊涂账，李鸿章急得团团转，到处给北洋水师要钱，帝国的钱却花在了办一场风光的生日宴上，这已经不是贪不贪的事了，是把皇家的面子看得比国家安危还重。

这种拖拖拉拉直接就影响了北洋水师的装备，从1888年舰队成立到1894年开打，这支曾经亚洲最强的舰队，战斗力基本没怎么长进，六年时间，咱们就自己造了艘“平远”号，那种真正厉害的新式主力舰和跑得快的巡洋舰，一艘都没买，日本海军呢，靠着“吉野”号这些新船，在吨位、速度、火炮射速上，不知不觉已经超过我们了，我们的“定远”、“镇远”还是那两艘大船，可对手已经不是六年前的对手了。

黄海大东沟一开炮，这个差距就血淋淋地摆在眼前，咱们的官兵打着打着就发现不对劲，炮弹打出去威力太小，因为经费不够，观念也老旧，舰队里装烈性炸药的开花弹特别少，大部分都是只能打个洞的实心弹，更要命的是，管理乱，生产差，火药质量不行，炮弹打出去要么飞不远，要么干脆不炸，说炮弹里填沙子，那可能是把训练弹搞混了，但弹药威力不够，引信老出问题，却是真的。

将士们在前头拿命拼，后方那些腐烂的东西却在一点点拖垮他们，邓世昌开着“致远”舰，船被打得快沉了，炮弹也打光了，他一狠心，直接朝着日本的主力舰“吉野”号撞过去，那一下，不只是想同归于尽，那是一个被整个时代拖下水的英雄，在用命喊出最后的声音，他的敌人不光是海上的日本军舰，更是背后那个让他有船没好炮，有炮没好弹的烂摊子。

指挥打仗的朝廷里头，也是各怀鬼胎，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那帮人，天天喊着要打，他们觉得跟日本打一仗是“正义之战”，能把大清的威风打回来，可这种想法，是建立在对近代战争完全不懂，对双方实力差距完全无视的基础上的，派系斗争让他们更想打，但根子上，还是眼光太落后了。

李鸿章自己最清楚北洋水师的家底，知道跟日本全面开打赢不了，所以他总想着“避战保船”，指望洋人出来调停，这里头有他想保住自己政治资本的小心思，北洋水师要是没了，他在朝廷里就说不上话了，可这也是一个了解对手实力的“裱糊匠”，面对一个到处是窟窿的帝国，能做出的最无奈的选择，整个高层，就没人能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最后，在威海卫，这支曾经的亚洲第一舰队走到了终点，提督丁汝昌，日本人劝降了好几次他都没答应，最后选择自己喝药，以身殉国，他死之前，安排好了投降的事，为了保全手下几千官兵的命，然后自己把战败的责任全扛了，这位老将的死，不是懦弱，而是一个被体制扔掉的指挥官，能做出的最决绝的交代，他守住了军人的气节，却救不了一个要倒的王朝。

甲午一仗，签了个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笔钱够日本好几年的财政收入，从那以后，中国彻底掉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坑，几千年来的那种天下中心的自豪感被打得粉碎，这场战争，不光是打断了洋务运动的近代化，更是打垮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

回头再看甲午，硝烟早就散了，但那种痛还在，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一个老大帝国空有个大架子，里头早就被制度、人心给蛀空了，真正的强大，从来不只是船有多坚，炮有多利，更是一个国家能不能高效运转，能不能把所有人的心拧成一股绳，甲午之败，不是败在一场仗上，是败给了我们自己，这段历史，忘不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