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改朝换代无数，人性之恶却从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从尧舜时代的部落篝火到如今的霓虹灯火，人类三千年造文字、五百年促工业、数十年建互联网，在工具、制度与科技层面筑就高楼、织就经纬，实现了天翻地覆的跨越。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深植基因的贪婪、自私、嫉妒与残忍，却从未因物质文明发展而改变!

被奉为“大同之世”的尧舜时代，“禅让”的神话早被人性之恶洞穿得千疮百孔。尧之子丹朱“顽凶”，为争夺继承权屡屡勾结诸侯作乱；舜的父亲瞽叟与弟弟象，多次设计谋害他，只为霸占舜的财产与妻室。这并非家庭冲突的偶然，而是人性“利己”本能的赤裸彰显：为谋自身利益，亲情可弃，生命可践。彼时部落间为争夺水源、土地与人口，冲突从未止歇，所谓“禅让”，不过是实力未逮时的权宜之计，一旦有机会紧握权力，人性中的“独占欲”便会即刻显露。

阶级社会里权力与财富的集中，为人性之恶提供了更肆虐的土壤。夏桀为博妹喜一笑，耗尽民力“筑倾宫、饰瑶台”，眼见百姓在饥馑中挣扎却无动于衷；商纣设“炮烙之刑”残害大臣，以其惨叫为乐，甚至剖比干之心，只因怀疑其忠诚。他们并非生来暴虐，而是权力彻底释放了人性中的“控制欲”与“残忍”。当人立于食物链顶端，便会转而追求极致享乐与绝对掌控，代价却是他人的血泪。春秋战国的“争霸”更是恶的集体爆发：晋楚邲之战中，晋国士兵为逃生竟砍断同伴手指，船中“指可掬也”；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降卒，仅因“恐为乱”便视生命如草芥。此时的恶，已披上“争霸”“统一”的外衣，本质却是权力欲望的膨胀，一次次拉低文明的底线。

王朝更迭的轮回里，人性之恶不过是换了副皮囊循环往复。唐玄宗前期开创“开元盛世”，后期却沉迷杨贵妃、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让“安史之乱”席卷天下；明朝严嵩父子专权二十余年，卖官鬻爵、制造“沈炼案”“杨继盛案”残害忠良，贪污白银抵朝廷数年收入；即便被誉为“明君”的康熙，晚年也目睹“九子夺嫡”中皇子互相倾轧构陷，亲情在皇位面前一文不值。每个朝代都痛斥前朝“荒淫无道”，转过身却将“贪婪”刻在龙椅之上。这与丹朱争权、象害兄长，本质毫无二致。

科技的飞速发展，并未消解人性之恶，反而让它更加阴狠、隐蔽。二战期间，希特勒以“种族优劣论”为幌子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比原始人的石斧更高效冷血；日本侵略者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在南京杀害三十万中国民众，暴行远超商纣酷刑。和平年代里，恶换了副面孔：金融巨鳄麦道夫以“庞氏骗局”骗取无数老人的养老钱，利用的是人们对“快速致富”的贪婪；网络“键盘侠”躲在屏幕后造谣攻击，一句不实言论便能毁掉他人生活，这是“嫉妒”与“幸灾乐祸”在虚拟世界的延伸。科技改变了作恶的方式，却未改变作恶的本质，这些躲在屏幕后的“看客”，与当年围观炮烙之刑的人同样麻木、同样残忍。

为何千年过去，人性之恶始终未变？根源是生存本能的顽固与欲望的永恒。人类作为生物，为存活、为活得更好，必然争夺资源、排斥异己，这种本能在“资源有限、欲望无限”的矛盾中异化为恶。尧舜时争夺食物土地，现代竞逐财富权力，动机从未改变，只是恶的形式从“赤裸暴力”转为“精致算计”。制度与道德能筑堤挡洪水，却消不了水源。即便法律再完善，仍有人为利益铤而走险；即便有最普世的道德，仍有人为欲望突破底线。

回望历史，从尧舜到如今，人类的杀戮、掠夺与恶行，本质上都是同一套剧本。承认恶的永恒性，并非否定人类进步，而是对文明的清醒认知：唯有正视这份幽暗，才能在制度与道德建设中筑就更坚固的堤坝，让善拥有更多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