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志：反思历史，咋就成了“自虐”？

二战结束后，遭遇完败的日本陷入到了“举国虚脱”的惨淡局面，呈现给世人的是“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以及支离破碎的梦想”。

面对美国占领军的强力管制，日本新政府迅速发出了所谓“一亿总忏悔”与“全体国民总忏悔”令，绝大多日本民众也身段柔软地选择了转向，知识精英们也以一种“重新开始”的姿态悔恨过去并期待未来。

对此，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近代日本的知识人》一书中，提出了“悔恨共同体”的说法，旨在希望日本的知识分子们结成“自我批判”的共同体，集体反省过去。

日本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

用发展的眼光看，在战败初期，日本举国上下一致表现出了一种“拥抱美国占领军”以及“反省战争”的乖顺姿态。而这种近乎谄媚的姿态，完美地迎合了美国人的傲娇心理，也为其随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日本从未向中韩等国发出诚恳的谢罪，所谓的“反省”难言深刻，以至于丸山真男将之嘲讽为“乌贼遭遇险情拼死逃脱时喷出的黑色烟幕”。

另外，还有学者将之视为“在面临生存危机与社会失序的乱象之时，保国保种的本能反应”。

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民众

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黑色的烟幕”开始逐渐消散。

以部分政治家对东京审判表达不满为起点，到1963年右翼作家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公开发表，再到历史学家伊藤隆对东京审判的大肆批判等为标志，日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再度重新抬头，政界与知识界似乎都无法忍受日本社会反省历史的姿态。

到了80年代中叶，越来越多的日本政治家，开始对战后四十年间日本反省历史的举动以及思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否定。

与此同时，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右翼学者——也对“反省历史的姿态可能对日本国民精神产生的负面影响”充满了恐慌。

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右翼势力变得愈发猖獗，电视、报刊以及出版等文化领域几乎都出现相当程度的右翼化倾向，进而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历史观，导致右翼历史观扩散和蔓延。

于是，所谓“自虐史观”与“日本罪恶史观”的说法，陆续粉墨登场了。

中曾根康弘和邓小平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就以“自虐”一词，来界定日本社会战后的姿态与思潮。

在他看来，“战后日本存在动辄否定日本的自虐思潮，像‘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财阀’等说法，都是战败国的政治后遗症。”

而“自虐史观”的说法，是90年代由右翼学者、“自研会”的领军人物、出生于1943年的藤冈信胜率先提出来的。

藤冈信胜

有感于东欧剧变崩溃和苏联解体的事实，藤冈信胜认为，日本应改变近代“黑暗史观”和“自虐史观”的道路。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让日本的孩子们不断诅咒和抨击自己的祖先，直接结果就是使传统断绝、历史丧失和道德沦丧；如果持续这样的教育，日本的国家精神即将全部崩溃。

其次，所有对日本历史的指责，包括对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及对战争罪行的披露，都是对日本国家的否定与抨击，是一种自虐史观，是缠绕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沉疴，需要清理根治。

因此，他从1994年开始，将自己的想法连载于教育杂志《社会科教育》上，并在两年后正式结集出版。

藤冈信胜著《什么是自由主义史观》

另一位知名右翼学者，频繁与藤冈信胜唱和的西尾干二，更在发行于1994年的《不同的悲剧：日本与德国》一书中，指出了日德两国的四点不同：

言至于此，他话锋一转，指出“日本不仅与以恐怖主义为本质的独裁主义毫无关系，也没有纳粹那样的优生学的人种思想”。退一步讲，“纵有石井部队那样的例子，但作为整体来考虑，日本是进行了普通的战争”。

一言概之，西尾干二妄图将日本和德国战争加害的“量”的差异偷换成“质”的差异，旨在将近代日本与“纳粹”分割开来，同时推演出“日本的战争是正当”的结论。

坦诚说，这一观点是极其荒谬的。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戕害的人民，绝不会因为日本人的战争犯罪“看上去比纳粹德国轻”而选择主动原谅。

接受采访的西尾干二

1996年，西尾干二与藤冈信胜合作出版《国民的疏忽》一书，对文部省审查通过的七种历史教科书的近现代史板块，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批判。

在书中，二人将左翼的“东京审判史观”与右翼的“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均予以否定，炮制出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将日俄战争以前的战争统称为“保卫祖国的战争”，旨在与昭和时代侵略亚洲的战争加以区别。

不过话说回来，在涉及“慰安妇”与“靖国神社”等问题的讨论时，这个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就变质了。

《国民的疏忽》封面与内页

除此之外，日军在战争中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罪行的不断被曝光，使得亚洲民间被害人在一些左翼学者与市民团体的帮助和配合下，自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战争责任的追讨运动。

可以预见，以上种种必然会引发日本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提出了“日本罪恶史观”，以否定日本的战争罪行。

韩国的慰安妇雕像

比如在西尾干二与藤冈信胜合著的《国民的不动》一书中，不仅将历史教科书的记述特征评价为“属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日敌意结晶”的“东京审判史观”与“共产国际史观”，并对1982年以来的“谢罪外交”史观展开了激烈批判。

书中指出，日本人对历史中的虚构与真实的微妙关系是“缺乏自觉”的。日本在二战中提出的“解放亚洲”口号，固然“一半谎言一半真实”，但英美等国提倡的“自由主义”、“民族自决”以及“门户开放”等理念，也与前者大同小异。

但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编者对双方的“大义名分”并未做到平等叙述。所以，日本人“不应事后诸葛亮式地评判本国历史，而是要原原本本地接受”。毕竟，“人的生存就是接受命运。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反省过去也没用”。

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

1997年1月，在藤冈信胜和西尾干二的共同牵头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正式宣告成立。

“编撰会”不仅在全国各地建立支部，还在1999年出版发行了西尾干二主编的《国民的历史》一书，创造了空前的销售纪录。

在该书开头，西尾干二就主张，学习历史的本质是“学习以往人们对以往的事实是怎样思考的，应该废除以现在的善恶标准来评判历史”。

2001年，由西尾干二担任主编，扶桑出版社发行的《新历史教科书》以及《新公民教科书》均通过了文部省的审查（当然，使用扶桑社版教科书的学校少之又少）。但以此为“契机”，日本舆论呈现出了更深层次的右倾化趋势。

西尾干二著《国民的历史》封面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人“不愿承认历史”的“底气”究竟是什么？答案自然是日趋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战后的四十多年间，日本一直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

等到了80年代，日本以高科技为内核的经济力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甚至一度压过了美国。

在这一时期，日本财团购入了美国最好地段的土地，世界惊呼日本使用日元做成了“用枪炮没能做成的事情”；首相访问美国时，甚至直接指点美国的经济与管理方式，再不复美国占领之初的谨慎和小心，而是显露出了由战败国走向“与美国并行”的念头。

1985年9月，美、日、东德、法、英五国签订广场协议

面对亚洲各国，日本也进行了资本输出和技术援助，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所促进。正因如此，日本自觉有贡献于亚洲，其“大国”意识、“亚洲中心”意识也开始逐渐显露。

在这样一种国家自豪感膨胀、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乃至于如美国所说“日本企图以尖端技术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的大背景之下，日本除了在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领域做出一系列举动之外，自然也不会忽略普通民众的心理建设——让民众意识到日本是世界大国、亚洲中心，“修改历史记忆”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东京街景

最后想说的是，历史记忆不应成为政客手中的“玩具”而随心所欲地进行“重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历史有所敬畏。直面历史，以及寻找真实历史记忆的目的，倒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坚守现在与未来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