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快马轻刀生摘豆”到“熟摘豆”，我们的根据地越打越大

大清河北根据地几经挫折，逐渐恢复扩大之后，如何巩固，日益成为迫切的重要问题了。1943年冬季，青纱帐倒了，影响我军的活动；苇塘结了冰，便于敌人“扫荡”。当时，还不能完全摆脱隐蔽斗争和利用天然地形作屏障的局面，而大清河北一片平原，根本再没有其它便于隐蔽的自然屏障。于是地道战出现了。地道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在绝对隐蔽斗争的时期，个别或少数人员曾经在紧急情况下，利用锅腔子里、秫垛、夹壁墙等存身；有时也曾经藏在山药窖里、菜窖里。逐渐形成专门挖掘一些供一二人、三五人躲藏的地洞。慢慢地竟普遍起来。这就是地道的最原始的形式。人们开玩笑时称这种地洞为“蛤蟆蹲”“望天猴”。这种地洞先是在院落村边，以后逐渐挖在房子里，炉坑板下面，牲口槽下面等等。它是绝对秘密的，一个村子里，只有“堡垒户”和个别最可靠的村干部知道，有些“堡垒户”也不是全家都知道。甚至两个不同建制的人员在同一“堡垒户”中挖了地洞，却彼此各不相通。这样虽然很好了，但由于它毫无机动的可能，隐藏起来有很大的危险性。

通过无数的经验教训，逐渐把地洞加以改善，或者挖成两层，或者修两个洞口，或者把两个接连的地洞挖通。这已经初具了地道的规模，但也只能作为地方干部及少数人员藏身和摆脱危险之用。依靠它来进行战斗是不可能的。这是地道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到第三阶段就成为战斗地道了，这才是进行地道战的真正的地道。它最先出现在雄县一溜米地区，时间是1943年底至1944年初。分区领导机关离开苇塘以后，就常驻在这一带。党集中军民群众的创造和经验，使之发展和提高，又依靠群众的艰苦努力构筑了战斗地道。以后逐渐地，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以至几个村子在地下连成一体，构成地道连环。在不断的发展中，有些地道还构筑了陷阱和防毒、防烟、防火、防水等设备。当时，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地道网，成了我军与敌人斗争的重要依托。

但是地道战绝不可理解为敌人来了，我军就躲进地道里去。在8年抗日战争的整个斗争过程中，虽然我军始终在人数上少于敌人，装备上劣于敌人，但从战略指导思想上向来是积极的、主动的打击敌人。就连几次撤出苇塘，或全部撤离大清河北，其战略目的也是积极的，以后的实际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地道战从形式上看起来似乎是为了躲藏，而实际是为了从根本上摆脱长期隐蔽活动的形势。似乎是处于被动的态势，但实际上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就是具体到一次战斗中，地道的地位，也是作为战斗手段的一部分而使用的。这可以用我军所采用的“天地阴三通”的战术来说明。

在那些成为我军军事政治活动的基本立脚点的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成了一个整体的战斗堡垒。街口都用砖垒起来，左边垒住三分之二，右边靠后些又垒住三分之二。与街道平行看，严密无缝，与街道垂直看，两道壁垒间还有很大间隔。平时，人马车辆都可以畅通；战时，一人坚守壁垒，敌人“万夫难通”。此外，墙角上、门楼上、台阶上，凡有战术价值的地方都构筑了火力点。有些位于“高塄坎”（地基高出地平面）上的村庄，几乎塄坎各侧面都修了与地道相通的火力点，使整个村子成为一个严密的火力体系。

此外，还把可能有敌人经过的地方埋上地雷。当敌人进攻时，先遭到村边缘各火力点的杀伤；进村以后，房顶上、街口壁垒后面、以及地道里通在外面的射击孔，所有的枪眼里，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有我军的火力，或将其直接消灭，或逼往我军地雷阵中被炸死。一旦情况不利，可以随时退入地道，从地道里继续消灭敌人。我们把房上的战斗称为“天”，地面的战斗称为“地”，地道里的战斗称为“阴”，三者结合一体，称为“天地阴三通”的战术。这“天地阴”三方面，在我军兵力充裕时固然可以先发制敌；即便我军兵力少，还可以先“天”，后“地”，再“阴”，循环更替，与敌周旋，展开村落游击战，达到杀伤敌人而保存自己的目的。

1944年秋季，有一次伪治安军进攻米家务。当敌人到达东大村时，正好分区武委会主任朱泽民同志带了两名战士住在该村。他们3人占据了东街一家地主的高房子，利用院墙上的垛口，作为掩体，准备把敌人捉弄一下。等敌人大摇大摆进村时，朱泽民突发一枪先消灭掉1个敌人。敌人大乱，发现我军是从房上射击的，想登梯子上房。上梯子时又被打死两个。等敌人上了房，我军3人已退往院中，敌人向院子里扔了一颗手榴弹，3个人正好借着烟尘转入北房西间，从地道转到东面敌人背后，又把在房上的敌人打死三四个。敌人把两个院子都用机枪火力封锁住，从房顶上往下挖。可是3个人已从地道里转移到米南庄去了。这天晚上敌人守在东大村，半夜我们一个战士从地道口摸过来，在地道口听了听，敌人都睡了，就悄悄地出来。一看是机枪排，顺手拿了1挺机枪又悄悄地从地里回来了。

与此相隔不远，治安军协同日军“扫荡”宫井营一带。县委机关和分区部队又在色垡、义店、宫井营3个村子用“天地阴三通”的战术，以伤亡战士各1名的代价，取得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30余名的胜利。

地道战开展起来以后，地雷的埋设一天比一天普遍起来，给敌人增加了更大的威胁。敌人往往在我军撤入地道后驻下了，可是地雷并没有随着撤退，还埋在许多敌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当时有些院子里设有假门，敌人推了一下，是个死的，紧旁边又一个门，再一推时，随着门开了，地雷也响了。敌人到鸡窝里抓鸡，地雷从鸡窝里响了；到柴禾垛里抱柴禾，柴禾垛里的地雷响了。有一次在色望，两个鬼子在路中心看见有一个葵花秆子，顺腿踢了一脚，没有料到葵花秆子就连着地雷，两个鬼子一起完蛋了。那时人们以“雷海”形容地雷之多。的确，地雷战已带有很大的群众性。每逢敌人“扫荡”时，不论是主力部队，还是区武装、民兵、村干部，在敌人进攻的地方总要埋上几个地雷，差不多总能有几个倒霉的敌人吃上苦头。

根据地的军队和人民，根据具体的条件，把地道战、火力战、地雷战，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战术。在这个整体中，地道起着骨干作用。地道战开展起来以后，从军事上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对于地道战，敌人虽然可以制定计划，集中力量打击，可是却找不到目标，找不到所要消灭的具体对象，自己却随时不知不觉被突然消灭。当他们在硝烟和火焰中，站在自己伙伴们尸体的旁边，脚踏着他们所要占据的这块根据地的土地的时候，怎么也感觉不到胜利的滋味。因为，这根据地实际上还掌握在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手中，而且，复仇的人们正在他们所看不见的地方紧紧地监视着，一有机会就打几发冷枪，在已有的敌人尸体旁边再增加几具新的尸体。地道战不仅使武装部队得以改变以往单纯的往复游动的隐蔽斗争，更好地完成保卫根据地的任务，而且，政权工作、群众工作等，由于有了地道的依托，就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稳定环境，把工作坚持下去，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和思想情绪也都改变了以往的那种飘浮状态。这样就可以使各种工作在恢复起来的地区扎住根，解决了巩固问题，并为扩大根据地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然，敌人不甘心，想尽了种种恶毒的办法企图破坏地道。一旦发现一个地道口，他们就用烟熏，用水灌，往地道里放毒气，可是，都被军队和人民的智慧战胜了。地道越改越巧妙，也越完善。有的地道，进去一段以后，突然挖下去，转了一个弯又挖上来，成为“ U ”字形。前面向下通的口和后面向上来的口，都安一个活动的土匣。下去以后把土匣一推，成了一个没有人的死胡同，烟和毒都不能侵入。灌上水，因为流不上去，也不起作用，水渗了以后和原来一样。而我军却可以在后面垂直的立壁上，通过枪眼观察着。万一敌人下来，就把他消灭掉。以后敌人又设法寻找和破坏地道的通气孔。但是有些通气孔挖在村外，很难找到。在村子里的，也多是从群众的烟囱里伸出去，从老百姓的厝死尸的“囚子”里伸出去，没有丝毫痕迹。有的地道还通过水井。水井可以通空气，可以解决饮水问题，而且必要时搭个木板过去，再把它拉掉，就可以阻挡万一进入地道的敌人前进。

地道不仅没有被破坏，却得到了不断发展，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地道战。

1945年5月，日军集中了2个大队和伪治安军约3个团，配合当地伪军向霸县新镇公路西、大清河以东以北，以雄县为中心的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企图摧毁已经恢复起来的根据地。这时，分区领导机关驻在雄县一溜米几个村子。敌人想首先摧毁分区领导机关，所以主要把矛头指向一溜米。

这次，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道战了。分区主力在战斗开始后，转向外线，主动向良乡、宛平等地出击，牵制敌人兵力，动摇来犯之敌的军心，配合留在当地的部队反“扫荡”。

战斗开始后，敌人首先在米家务周围进行“扫荡”，紧接着在整个一溜米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是数天来敌人遇到的更强烈的抵抗，滋味有点不同了。白天，他们依靠人多，火力强，付出许多代价后占领了地面上的整个村庄。一到晚上敌人害怕我军从地道里出来消灭他们，因此就不得不退缩到村边，找几个较大些的院子，几十人、百余人集中住在一起。拂晓以后，再占领全村，又要逐房、逐街地反复争夺，再付出一次惨重的代价。

直到第6天拂晓前，敌人进到东大村。这是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机关所有的人员，从干部到勤杂人员都分别配置在房上、地面、地道里，运用“天地阴三通”的战术和敌人战斗。黄昏，敌人停止了进攻。我军一个人数不多的县大队按照已定的计划开来配合战斗。

每天天黑以后，都是敌人最难度过的时刻。伪军一个营蜷缩在仅有的一家染坊的两幢房子里，大概他们以为这样安全了。敌人哪里知道，分区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已经经过地道把地雷埋伏在他们的脚下了。10点钟，我军在路北学校预先架好机枪，来增援的县大队和民兵埋伏在离染坊50米远的周围。随着染坊脚下一声巨大的轰鸣，学校屋顶上的机枪吐出急促的火舌。正面我军也发动了冲击。数百敌人挤在一个院子里，被我军用火力封锁了大门。这时敌人真正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军在敌人结成的疙瘩上，连续投出集束手榴弹，敌人一群一群地倒下。敌人就像蒸笼里的螃蟹平时一贯横行，而如今，虽然热不可耐，可是乱翻乱滚，互相跌撞，却逃不出这热锅上的笼屉。当敌人从院子里龟缩到房中的时候，我军又趁势冲往院中，集束手榴弹跟在敌人后面，在房子里爆炸。敌人呼嚎哀叫，一个个倒下去，不到半个钟头，支持不住了，纷纷把枪扔出来，要求投降。

当我军押着俘虏往韩庄转移时，缴获的枪多得拿不动，只好收了枪栓，把空枪给俘虏扛着。战士们的干粮袋子里都装着三五个枪栓，有的一个人就装了十几个。

战斗过程中，日军虽然就在西大村村东庙里，相隔不过数百米，但不敢增援，只是朝天上瞎打信号弹。几天来，他们已经领教过与八路军夜战的滋味了。等天亮来到东大村的时候，伪军留在染坊里的累累尸体，连嗜杀成性的鬼子也有些望而却步了。鬼子恼羞成怒大肆放火，米家务的6个村子被烈火吞没了，连鸡栏、猪圈也被鬼子点起火来。这火，除表现了鬼子的野蛮外，也说明敌人对地道战的无可奈何，说明它在米家务战斗中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些妄想摧毁根据地的狂人，除送了几百条性命，放了一把火以外，再没有得到别的。就在这一天，收拾起残兵败将退回据点里去了。

这次反“扫荡”中，仅东大村一战就毙伤和俘虏伪军300名以上，一个团基本被打垮。当群众回到米家务时，烈火还在继续燃烧着，房屋烧毁大半，可是群众并没有为此难过，因为人们不仅看见火焰，还看见火焰中敌人密集的尸体。这足以补偿人们的任何损失。群众最大的希望就是：让这些蹂躏过这块土地的强盗们用他们自己的血来洗一洗这块土地上的伤痕。

地道战越来越发展，我军的胜利越来越大，地道战成了恢复十分区武装斗争的重要形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地道战只是在根据地才有条件。事实上，我军从制定第一个隐蔽斗争的计划起，就是从全部恢复并进一步扩大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为根本出发点，一直是想尽一切办法，积极争取把边缘游击区变为根据地，把边缘敌占区变为游击区，逐渐推移发展、步步碾滚。当地道战逐渐发展，较大块的根据地恢复起来，并基本巩固起来以后，“碾滚”中就有了坚固的核心。而且，恢复了的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又出现了某些敌人据点和敌占区孤立苟存的局面，所以游击战的规模较前更大，更有明确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了。在战术上比“快马轻刀生摘豆”发展了一步。虽然还是“快马轻刀”,“生摘豆”却发展成“熟摘豆”了。

当时，部队中流行着一首歌，有几句是：

群众的力量大如山，

把敌人围在点和线，

一路牵制与控制，

数路伏击与合击，

打得敌人迷糊了眼，

把我们的游击队，错认为大兵团。

这几句歌词概括地写出了游击战的特点。例如在1943年4月，我军获得永清、霸县、固安三路治安军要长途奔袭宫井营一带根据地的情报。知道其运动路线必由色垡南庄经义店到宫井营。遂以第四十三区队的全部兵力埋伏在义店及其附近的几个村落里。十几挺机枪对付装备有山炮、迫击炮的5000名治安军和20多个鬼子，力量的悬殊，可想而知。这在当时要算相当优厚的装备了。拂晓，敌人跑步通过义店，待其先头已过，腰部到达时，我军突然以集中的强大火力把敌人完全压倒。敌人想摸到房子里向我军回击，可是所有的房屋正是我军的阵地。敌人到处碰壁，四下一跑，反而更便于我军各个击破。只几十分钟的工夫，1个团的敌人除被消灭的以外，全部投降。其先头刚想回戈援应，宫井营我军又向敌人迎头发动了冲击，在色堡南庄的一路，也遭到我新城县大队阻击。各地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才结束。敌人伤亡800余人，被全歼1个整团、打垮2个团。我军只伤亡百余人，第四十三区队政治委员刘利甫同志在此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经过几次大的战斗以后，治安军的气焰便彻底被摧毁了，“强化治安”运动也泄了气。伪军在大清河北的最后一张王牌被击破了，斗争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