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支记念”币──南京大屠杀的又一物证

2001年10月，笔者在西安一位80多岁的老者那里看到一枚侵华日军发行的“征支记念”币（图1），重量为23.2g，直径39.1mm，边缘厚度2.7mm。该币的正面，上方是一个有五星的钢盔，钢盔下面是一把带鞘的东洋刀和一支上着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交叉放置；正面有三行文字：刀枪交错的左右两边写有“征支记念”，钢盔的正上方为“昭和拾贰叁年”，币面的下方为“上海派遣军从军”，所有的文字均为繁体篆书。币的背面借用了“中华民国三年”袁世凯头像图案。

图1

看着这枚纪念币，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常常是边看边想，越看越难受，越想越痛恨不已。作为一个中国人，良心驱使我一次次去追寻那段不堪回首的灾难史，去声讨侵华日军的法西斯暴行，去谴责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种种表现，去揭露这枚纪念币背后的内幕。

所谓“征支”就是征服支那之意。支那是古代的印度、希腊和罗马对中国的称呼，近代的日本也沿用之。比如，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曾发行过“支那事变从军记章”（图2）；用支那代称中国，在当年日本侵略者的文献资料中比比皆是。

图2. 支那事变从军记章

图1纪念币上的主题图案由“征支记念”、钢盔、三八枪和东洋刀组成，这显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兴戎起衅、妄图称霸亚洲的象征，也是他们炫耀武力、企图独占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自供状。可以说，这一组图案，已经没有了诸如“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互相提携”之类遮羞布的任何掩饰，其赤裸裸的表现手法和袒胸露骨，将侵略者的法西斯狰狞嘴脸和狼子野心统统暴露无遗了。

然而，问题的实质更表现于币面上下两行文字的字里行间。首先，纪念币的制作年代是“昭和拾贰叁年”，这本身就异乎寻常。因为一般的纪念币制作年代是十分确定的某一年份，怎么会弄出个“昭和拾贰叁年”的表面上好像含混不清、语焉不详的年代呢？这样做岂不是令人费解吗？但是，当我们把这一年代与币面下方的发行机构“上海派遣军”联系在一起，事实便可真相大白。

上海派遣军，何许军也？请看如下的历史事实：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进入了全面侵华。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民奋起抗战。8月15日，日本发表《帝国政府声明》，并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由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6日，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上海派遣军作战要点》。上海派遣军最初由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和炮兵、坦克、航空兵共同组成，他们在松井石根的率领下，于23日在吴淞地区登陆，迅速进入罗店、宝山一带。9月份以后，上海派遣军又先后两次将其编制扩大到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一师团、野战重炮旅团和第十六师团。作为日军在南方战场主力的上海派遣军，于1937年11月11日夜，完全占领了上海；此后，上海派遣军会同日本第十军，共同组成华中方面军，在松井石根的统一指挥下，分兵三路，直逼南京，于11月19日、11月26日、11月30日、12月9日先后占领了苏州、无锡、常州和镇江。12月5日至8日，占领了南京东郊、南郊、西南郊，形成对南京的合围。松井石根秉承日本军国主义当权者的旨意，从他就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开始，就对首相近卫文 表示“别无它途，只有拿下南京”，如果中国人“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就必须付出代价”。（见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那么，以松井石根为首的上海派遣军所谓的“代价”是什么呢？那就是自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之后开始的南京大屠杀。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说：“日军仅于占领南京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除此以外，零星被杀、尸体经慈善机构收埋的达到15万人，这样，被害总人数达到30万人以上。若加上从上海到南京一路上的杀戮，实际数字远远超过了30万人。多少无辜的民众和被俘者，被日军以绳索捆绑，数百人成串地遭到集体杀害；日军采用了集体扫射、刀劈、刺杀、断肢活埋、火烧、水溺等多种手段，甚至开展杀人竞赛；日军进城一个月内，强奸案件多达两万件，下自9岁的女童，上至70多岁的老妇，都是兽兵们施暴的对象；全市有1/3的房屋被烧毁，繁荣市区几乎成为灰烬。骇世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暴行中的登峰造极之举，其杀人手段之残酷，其发动规模之庞大，其持续时间之长久，其被害人数之众多，实属人类战争史上令人发指的最可耻的一页。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和刽子手。而南京大屠杀最惨烈的时间段，以六个星期计算为42天，即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23日。这样一个跨年度的大事件，恰恰是日本的昭和拾贰年底至昭和拾叁年初。这便是“征支记念”币发行年代（“昭和拾贰叁年”）与发行机构（“上海派遣军从军”）的谜底所在。至此，人们即可明了：该纪念币正是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为纪念1937年底至1938年初的那场血腥的南京大屠杀而发行的。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发行这样的纪念币，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标榜占领南京是“历史性的光辉的一页”。1937年至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喉舌《国际画报》对上海派遣军攻占南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诸如“南京攻克了，呜呼！敌人首都终于为我军占领了！多么令人欣喜！全体国民必将热血沸腾”（12月13日）、“南京终于被占领了，从而翻开了历史性的光辉的一页”（12月13日）、“我军占领南京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12月17日），等等。南京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在侵华日军眼里，占领了中国的国都，可作为征服中国的标志，当然可以得意忘形、弹冠相庆，值得纪念了。

第二，为率领派遣军的松井大唱赞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书中曾提到，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进入南京，举行了入城式，他在南京市内停留了一个礼拜左右，也就是说在南京大屠杀的头10天，松井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亲临现场指挥的。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被多方媒体揭露后，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激烈的抨击和谴责。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召回了松井及其部下将校80来人，松井在1938年3月回国并被任命为内阁参议。在侵华日军眼里，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大将即刻就要衣锦还乡、奉召回国，还不值得欢送纪念一番吗？因此，“征支记念”币很可能是在1938年3月5日松井回到日本之前制作的。另外，1937年10月8日松井发表声明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而“征支记念”币的图案上出现了一把带鞘的东洋利剑，不正是体现了松井与中国为敌、残酷戮杀中国人的决心和意志吗？

第三，对蒋介石政权垮台之后的中国政府寄予希望。从历史资料中得知，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并协力建设新中国。”如果说日本政府的这个声明对于后蒋介石政府的描述还多少有些含蓄、隐晦的话，那么，日本媒体的诠释则更为明白，也更加露骨。《国际画报》1937年12月17日说：“正当那里（指黄河以北）在防共和亲日的精神指导下建立新生的‘中华民国’之时，敌人的首都南京陷落了。这对上海、南京的战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标志江南战局告一段落。”原来，日本侵略者企盼的后蒋介石政府，一是要反共防共，二是要亲日，这是他们把握的两条基本准则。而符合这两个要求的所谓政府在当时还不止一个，首屈一指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汪伪政府，次如1937年底日本侵略者把察南、晋北、绥远各地伪政权“统一”之后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 又如平、津及华北各地维持会“统一”之后成立的以大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就挂着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再如，1938年3月侵略者又把南京、上海、华中各地的伪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了以大汉奸梁鸿志为首领的“维新政府”，也挂上了“中华民国”的招牌。此外，他们正在积极策划南北伪政权的大合流，所以才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话。体现在“征支记念”币上，便出现了背面的袁世凯大头像和“中华民国三年”的字样。人们都知道，正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面对日本1914年（即中华民国三年）出兵山东、攻占青岛、控制胶济铁路之后的进一步逼近，曾经以称帝（当皇帝）得到日本赞助为交换条件，于1915年5月9日全盘接受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因此，“征支记念”币上出现的袁世凯头像，无非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卖身投靠的袁世凯，正是日本侵略者所希望的“亲日”标本和模特；象袁世凯那样的媚外卖国、独裁专制的政府，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当时对一战时期由他们来炮制中国政府雏形的旧梦重圆。说到底，他们所念念不忘、数十年心驰神往的，是在寻找一个由中国人挂牌经营、听从日本侵略者摆布的儿皇帝，以及由这个儿皇帝支撑的傀儡政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枚“征支记念”币的正反两面同时扮演了双重角色：强盗与奴才，他们正是侵略者支撑门面、赖以生存的两根支柱；只是奴才有头有脸，五官俱全，强盗的头盔下只有刀枪而不要脸面。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介绍的“征支纪念”币并不是首次发现。因为中国钱币界前辈郁祥祯老先生早在1995年的《钱币丛谈》一书中，便介绍了两枚类似的纪念币，两枚币保存在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其中一枚的正面图案与本文介绍的这一枚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背面并非袁世凯头像和中华民国三年，而是采用了袁大头银元的另外一面，即中间竖直写有“壹圆”与嘉禾组合的图形。另外一枚的背面也是“壹圆”与嘉禾图案，但正面的图案是：两支枪交叉放置，枪上各挑一面旗帜，其中一面是日本太阳旗，另一面则是伪满洲国的五色旗，枪支交叉的上方有一个瘦瘠的五角星，两支枪托之间有“满洲派遣纪念”六个篆体字。此外，1995年第3期《中国钱币》上报道，在江苏盐城曾发现一枚“征支记念”铜币，正面与本文的那枚一样，背面则是孙中山人像银币背面的壹圆和帆船图案。1996年，马飞海先生主编的《中华钱币论丛·第1辑》丁伟先生介绍了3枚侵华日军发行的铜质纪念币，其中的两枚即《钱币丛谈》中的两枚，另一枚与盐城发现的那枚相同。1997年第1期《中国钱币》上，赵大川又介绍了一枚纪念银币，重量为6.5g，直径24mm，正面上部标有“昭和十二年支那事变”、下部落款是“上海派遣军”，背面标有“廿分”的字样。这样，由上海派遣军发行的记念币，至今发现的已有四种（图3），其中只有一种小型的是银质币，可能是上海派遣军组建初期或者是沪松战役结束时发行的；另外的三种均为铜质表面镀银，所以有人将其称为假银币。如此说来，这三种铜质表面镀银纪念币的作用，除去所谓的纪念意义之外，在特殊条件或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冒充银圆蒙混参与流通。比如前面提到丁伟先生在《中华钱币论丛·第1辑》上介绍的几枚侵华日军发行的铜质纪念币，就是日本兵在上海南汇县搜刮农产品时使用的。上述上海派遣军发行的三种铜质表面镀银纪念币的大小和重量相近，正面采用了同一个图形，即有共同的主题表现形式；尽管背面图形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旁证。

图3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造币厂就设在南京，那里封存着中华民国三年袁世凯头像银元（ “民三袁头”）的制作模具。上海派遣军占领南京之后，获得这些模具作为下模，再设计“征支记念”币主题图案并制作相应模具作为上模，合在一起即可快速压铸出大批的纪念币。另外一种可能是利用上海现成的“民三袁头”钢模，因为1925年时国民党上海警厅曾在上海西门外斜桥附近私铸过“民三袁头”银元，每天生产6万枚，长达两个月之久。因此，无论在南京还是在上海，铸制“征支记念”币这样一件事，对于荷枪实弹、手握洋刀而又穷凶极恶的上海派遣军而言，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至于发放范围，可以从纪念币上“上海派遣军”后面的“从军”二字来进行推断。“从军”的本意是从戎、参军、正在服役。当时的上海派遣军有30万之多，除去战死的，受伤或其他原因返回日本的，大凡现役在编者均在发放之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曾几何时，日本侵略者依仗飞机、坦克、洋枪、大炮和军舰，四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终因他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他们灭绝人性而丧尽天良、肆无忌惮而恶贯满盈的种种表现，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激烈抗争和全世界的公愤，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战后，一批战争贩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1948年11月22日，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受到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图4a），并于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图4b）。上海派遣军当年忘乎所以而颁发的“征支记念”币，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又一确凿罪证，并将作为一份反面教材，时时提醒和激励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振兴中华，热爱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

主要参考资料

[1]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编委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2]李 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

[3]忻 平《1937年：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郁祥祯《钱币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马飞海主编《中华钱币论丛 第1辑》1996年.

[6]傅为群《图说中国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初稿2001.10，二稿20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