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新诗：西学移植到东方诗学觉醒

聊两岸新诗，绕不开余光中和洛夫这两位的诗风转向，尤其是洛夫晚年专门琢磨的唐诗新写。

比如他在《唐诗解构》里对《长恨歌》的改写，其实就是台湾70年代那股中西合璧思路的延续。

而余光中在六七十年代的变化，跟这路数也是一脉相承的。

1954年覃子豪、余光中他们成立这个诗社时，就没打算全盘学西方，核心是要继承新月派的传统。

新月派本身就对自由诗有点怀疑，本来想靠学西方格律来平衡这种担忧，没成想倒悄悄开启了新诗的汉化路子，这其中闻一多的“音尺”概念最关键。

闻一多搞的“音尺”挺有意思，他把“绝望的”“死水”“织一层”这些都当成基本诵读单元，没硬搬英语音步必须有重音的规矩。

这种思路对蓝星诗社的人影响不小，所以新月派、蓝星诗社再到余光中、洛夫，这一串其实是慢慢认回东方的诗学历程。

台湾这边在慢慢找东方感觉的时候，大陆诗坛早期走的是另一条路。

20世纪那阵，西方诗学资源可是帮了不少忙，朦胧诗的现代主义、第三代诗歌的后现代主义，还有90年代诗歌往生活化靠，都靠这些撑着。

可等这股横向移植的劲儿过去，西方那套就不够用了。

有些诗人开始炒西方20世纪诗歌的冷饭，搞什么反意义、反意象，甚至反诗歌。

后来有了变化，在台湾新诗的启发下，大陆这边的东方意识慢慢长起来了。

80年代柏桦写《在清朝》，借清朝的意象说现代的事儿；王家新的《中国画》组诗，用中国画的感觉传递东方审美。

到90年代中期，杨健、庞培的诗里，东方意识更明显了。

还有作者1996年写的《印象》《齐云山》，连带着提出“九宁”主张，呼吁诗学东方化。新世纪之后，这股东方诗学的潜流就更清楚了。

80年代两岸文化交流恢复后，余光中的《乡愁》、洛夫的《漂木》这些台湾诗集陆续在大陆出版，对大陆诗人的创作视角影响不小。

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的现实，让大陆诗人更认东方了，也催出了不少新东西，东方意象多了，抒情的感觉回来了，还开始用对偶，讲究音乐性，连隐士文化都有了回响。

其实不光是新诗，咱们老祖宗早就有“外来变中国”的逻辑，这逻辑放到新诗上也说得通。

佛教刚进中国时，新疆库木吐喇石窟、山西云冈石窟的佛像，还带着希腊的影子，毕竟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影响过印度佛教造像。

可到洛阳龙门石窟，佛像就变女性化了，莫高窟第194窟甚至有男女双性的佛像，脸上是女性模样，还留着男性胡须，这明显是佛像汉化的过渡。

明朝末年进来的辣椒也是，现在川菜里的辣椒，跟印度、德国用的完全不一样，早就成了咱们自己的味道。

现在虽说东西方生活方式越来越像，但中国台湾、大陆还有日本、韩国这些东北亚地区，在审美和人性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这时候诗就得站出来，扮演先知先觉的角色。

我期待能有中西融合的新诗学，把现代意识和民族审美揉到一起，别再硬搬反意象、反诗歌那套极端西学，写出真正能打动人的作品。

咱们这代人能不能结束新诗的草创期？能不能让新诗靠自己的魅力变伟大，不是靠解释？

这目标不小，但刚好赶上时候，台湾诗人已经做了不少探索，这些都会融进大陆新世纪的新诗自主意识里。

说到底，诗意就是熟悉里藏着陌生。

熟悉的是古诗的韵律、新诗的常规表达，陌生的是意象和语言的不确定性。

太熟了不行，太陌生也不行，好诗是这两者的平衡。

就像大家喜欢陶渊明的诗，是因为能认同他的经验和情感；玄言诗没人喜欢，是因为读不到生命的脉动。

咱们作为后来者，比台湾多了些经验，肯定能给新诗学更多启发。

不是要新诗学当古代诗学的附庸，是要适应咱们血液里的东方审美，比如东方人不喜欢诗里太多说理，喜欢清晰的意象，看重抒情和个人化。

新诗像当年的胡曲、佛教一样，早晚得变成符合东方审美的样子。